老屋“不宜居”只“宜看”，沒有老屋誰來看？

　　西江千戶苗寨文旅脫貧成樣本，可持續發展須擺脫“深層糾結”

　　▲西江千戶苗寨銀飾街夜景。 記者羅羽攝

　　黔東南大山里的雷山縣西江村，是全國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這里居住著1920戶人家，被稱為“西江千戶苗寨”。

　　在這片群山環繞的美麗村寨，有宏偉壯觀的吊腳樓群，傳承上千年的苗族風俗。當地民居和民俗構成了獨特的苗族文化，村民們卻世代過著貧困的日子。

　　從2008年開始，當地打造旅游景區帶動經濟發展，新興的西江苗寨逐漸有了名氣，可與黃果樹瀑布等貴州老牌景區相媲美，并在發展中實現多贏——產業興、百姓富、民族文化得以傳承，逐漸擺脫了“富饒的貧困”。

　　在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社會有序的合力驅動下，這個依靠文旅脫貧的發展經驗，被學者總結為“西江模式”。

　　同時，西江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的矛盾，如何在前進中得以化解與平衡，實現民居、民俗與民生“三條腿走路”，也值得思考。

　　“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

　　清晨的西江千戶苗寨（以下簡稱西江苗寨），薄霧籠罩著山谷，古樸的村寨依山而建，白水河蜿蜒流過。游客們簇擁在觀景臺上，欣賞這秀美的景色。

　　山腳下一棟3層木樓內，“侯家莊農家樂”食客爆滿。老板侯艷江是地道的苗寨村民，12年前靠著3萬元貸款，白手起家闖進餐飲業。如今，農家樂年營收500多萬元。

　　“干過建筑工，當過地攤漢，做過推銷員，什么苦都吃過，但都沒攢下錢。”回憶起外出打工經歷，39歲的侯艷江感慨道。

　　西江村村主任李松介紹，上世紀末，有九成村民外出打工，由于缺少文化，大多以干力氣活為主。

　　歷史上，地處雷公山深處的西江苗寨，人多地少、交通閉塞，2005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431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貧窮的村寨卻蘊藏著富饒的文化。村民多屬于苗族內部的“長裙苗”，傳說是蚩尤的后裔，歷經多次大遷徙后定居于此。

　　西江村由8個自然村寨組成，留存著上千棟木質吊腳樓。“老大”羊排與其他寨子之間，是父子或兄弟關系，歷史上曾長期不通婚。

　　絢爛多彩的苗族服飾，熱鬧紛繁的“苗年節”，歡樂多姿的蘆笙舞……苗族厚重的文化匯聚于此，“活化石”般傳承至今。文化學者余秋雨曾到訪這里，并發出“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的感嘆。

　　在發展旅游業前，秀美的山水和豐富的民族文化，難以轉化為財富，村民守著薄田過窮日子，長期陷入“富饒的貧困”的尷尬境地。

　　當地官員介紹，從2000年開始，雷山縣加大投入發展西江旅游業。但囿于交通落后、基礎設施差，“只賺吆喝不賺錢”，未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

　　直到2008年，第三屆貴州旅游產業發展大會在當地舉辦。借助這個契機，雷山縣改造升級西江苗寨的基礎設施，解決制約旅游業發展的瓶頸問題。

　　次年，貴州省西江千戶苗寨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景區公司）成立，通過市場化運作，塑造苗族文化的旅游品牌，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

　　瞅準商機的侯艷江返鄉創業，把自家老屋改造成農家樂。“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來出租房屋或創業經營，迅速積累了財富。”侯艷江說。

　　西江苗寨有九成以上村民，搭上了旅游業這趟快車，直接或間接參與餐飲、民宿等產業。

　　山下人忙賺錢，山上人想“破壞”

　　踏著青石板路，從山上的觀景臺走向山下的景區中心，臨街店鋪、民宿鱗次櫛比。白水河兩岸，吊腳樓群與青山綠水融為一體。

　　一家5口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老屋的侯偉，在當地小學當保安，每月2000元工資，日子過得緊緊巴巴。

　　“這片山上的位置不利于搞民宿和餐飲，所以發展相對滯后，每年從景區分到3萬元，就是很大一筆錢。”侯偉說。

　　景區發展之初，由西江村委、景區公司與縣政府等多方協商，設立了民族文化保護發展的利益共享機制，每年按門票總收入的一定比例發放給村民，從最初的15%增加到現在的18%。

　　據當地提供的數據顯示，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西江村民的“分紅”由2012年的800多萬元，上升至2019年的3200余萬元，已累計獲得超過1億元。

　　“經費的40%按人頭分，60%按各家房屋年限和保護程度分，房屋年限越長、保護得越好，分得也就越多。”67歲的唐守和見證了這一機制的設立運行。

　　根據貴州民族大學教授李天翼等人的調研，對于景區位置較偏的片區村民、旅游參與較弱的家庭，這筆錢成了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在苗族群眾脫貧致富中，追求發展的內生動力更為重要。8月初，侯偉的妻子吳連梅終于等來了創業機會——“抽簽”獲得景區工藝品攤位為期一年的經營權。

　　西江苗寨景區共安置了270多個攤位，分為小吃攤、工藝品攤、照相點等。每年8月，所有村民均可根據經營喜好報名，抽簽決定攤位經營權歸屬。

　　年初疫情暴發后，景區一度經營困難，仍按約定從有限的收入中，拿出近40萬元，作為上半年的民族文化保護經費。

　　隨著景區逐漸恢復生機，吳連梅看到了賺錢的希望。據官方統計，2007年，西江苗寨居民人均年收入為1700元，10年后增長到22100元，增長了13倍。

　　然而，共享機制還無法帶來同步富裕，由于區位優勢各異，村寨存在發展不均衡的現象。剛開始山下村民日子紅火起來，山上村民受旅游業帶動有限，眼見山下人掙錢，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曾想破壞山上的夜景燈。

　　隨著景區旅游逐漸興旺，山上家庭能分到部分經費。嘗到甜頭的村民，心生更大的致富渴望，想要改造老房或重建新房。

　　33歲的唐文鋒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家里的老屋已有百年歷史，是西江最古老的房子之一。除了現在每年分到兩三萬元經費，全家人靠賣飾品賺些微薄收入。

　　“很少有游客爬上來參觀，何況進屋一看破破爛爛的，也待不下來。”唐文鋒說，保護較好的老屋，位置偏路難走，缺少發展機會。

　　村民跟游客一樣，都想住新房子

　　蔣宏的滿心希望化成了泡影。

　　這位西江苗族博物館的保安，去年拆掉了30多年的舊屋，拿出積蓄加上借款，又湊夠40多萬元建了4層框架房。他原本打算出租，每年能賺30多萬元。但受疫情影響，至今沒人來租房投資。

　　“旅游興旺抬高了整體工錢水平，如果自己創業，裝修和配套還得再花100萬元，拿不出這么多錢，風險也承受不起。”蔣宏無奈地說。

　　10多年來，有資本有經驗的外地人，涌入西江“掘金”旅游市場。本地村民亦有“分一杯羹”的沖動，想要拆舊屋建新房。

　　“截至2018年，西江有房屋和門面出租的家庭，占整個村寨的30%左右，年租金在5萬至50萬元之間。”李天翼告訴記者這樣一組數字。

　　改造老屋時，侯艷江要拆除谷倉等功能性設施。父母卻執拗地認為：“那是對苗族建筑的破壞，更是對苗族文化傳統的大不敬。”

　　“發展就是要重塑傳統，有創新也有破壞。”侯艷江心里并不服氣。這個小家庭的觀念沖突，更是西江苗寨發展與保護之間矛盾的縮影。

　　相連成片、錯落有致的吊腳樓群，作為苗族文化的物質載體，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資源，但破舊臟亂的老屋，難以滿足游客的現實需求。

　　一些村民謀求發展的內生動力在利益面前，演變成跟風逐利的“拆舊建新”。盡管當地出臺了細致的限制規定，但仍擋不住部分村民“拆舊建新”的沖動，甚至有人甘冒被罰款的風險。

　　本為鼓勵保護傳統建筑的利益共享機制，卻陷入尷尬境地。

　　“過去12年，因村民住房困難、老屋破舊無法修復等原因，批準‘拆舊建新’的房屋有192棟，嚴格落實了管理保護規定和程序。”雷山文化旅游產業園區（西江鎮）綜合執法局副局長劉安榮表示。

　　作為管理者，他也坦言面臨的保護壓力，“就拿保老寨建新村來說，新村建設沒有指標，也沒有啟動資金。不讓住房困難戶改造房屋，他們意見也很大。”

　　對于山上家庭來說，“拆舊建新”盡管難以帶來可觀的收入，卻反映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

　　“小時候家里窮，一大家人擠在老屋二樓，既擁擠又不便。總想哪天有錢了，建個大房子過得舒服些。”唐文鋒說，沒人愿意永遠住老屋里，為了保護原生態，讓人身居“陋室”不太公平。

　　侯偉也深有感觸：“如果沒人住，日曬雨淋三五年就壞了。但住在里面連個干凈的衛生間都沒有，老鼠、蜘蛛還經常光顧。”

　　“游客難得來探訪，上個旱廁都害怕，他們嘴上說喜歡老屋，實際跟村民一樣，都想住新房。”侯偉坦言。

　　2年多前，他家鄰居重建了新房，經營起民宿。“雖然這樣做3年內分不到民族文化保護經費，民宿每年只掙一兩萬元，但他們覺得比老屋住著舒服，還有創業的希望。”侯偉說。

　　“以前的老屋雖然簡樸，但整體錯落有致、高低有序，有內在的韻律和美感。現在建得高大、裝修堂皇，有些地方卻高得突兀或如同凹陷，整體失去了韻律。”唐守和遺憾地說。

　　同時，他并不完全反對“拆舊建新”，但要在保護老屋的基礎上，循序漸進自然更替，按照傳統工藝和風貌建新房，根據現代生活需要適度改造。

　　“完全保留老屋也行，把山上村民搬出去，游客就能看到原生態的房子，但這未必是游客想要的。”侯偉苦笑道。

　　游客希望看到原生態的老屋，又不愿意住進去，但如果老屋拆沒了，犧牲了原生態，景區如何吸引到游客？這種“深層糾結”是當地文旅產業可持續發展必將邁過的一道坎。

　　“苗族文化的靈魂不能丟”

　　與兒子蔣宏“押寶”流行的民宿業相比，蔣正平謀生則依靠苗族傳統文化。

　　每天一早，這位70歲的老人便穿戴好苗族服飾，走到附近的“古歌堂”，向游客展示、傳承苗族古歌，蔣正平一天能拿到45元工資。

　　這是他的第二次“轉型”。苗族有殺豬過節的習俗，他曾是村里出了名的屠夫。2008年，這項營生不利于景區環境，他轉型當起木匠。

　　過去，苗寨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不少村子淪為“空心村”，民族文化遭遇保護與傳承危機。

　　隨著旅游業興起，西江苗寨制定了《雷山縣西江千戶苗寨民族文化保護評級獎勵（暫行）辦法》，探索“景區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護”的機制，不僅讓村民在旅游業中受益，更引導他們參與民族文化保護。

　　除了西江苗族博物館，西江村打造出古歌堂、鼓藏堂、銀飾坊等20多個苗族文化點。村民自辦了40多所家庭博物館，構建起多元的民族文化活態展示點。

　　唐守和從教師崗位退休后，在鼓藏堂做講解，“守護和傳播苗族文化，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在村寨的變化中，他總覺得“有些不變的東西需要堅守，苗族文化的靈魂不能丟。”

　　從當地走出的學者李天翼，跟蹤研究西江苗寨多年，主編了《西江千戶苗寨景區十年發展報告》。

　　在他看來，西江苗寨景區以苗族特色文化資源為載體，以旅游開發為發展導向，在經濟、社會、文化、經營、脫貧等方面產生規模化效應，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經驗和可操作的運行體系。他把這些經驗總結為“西江模式”，這正是當地擺脫“富饒的貧困”的發展“密碼”。

　　走進西江苗寨，總能看到一身盛裝的苗族女性，旅游給她們帶來了更多機會。

　　31歲的李孫麗，自幼喜歡苗族歌舞，曾到外地打工。回到村寨后，在苗族情景歌舞劇中當舞蹈演員，每天參加兩場演出，過得忙碌充實。

　　像云南麗江等地一樣，西江苗寨的商業化也遭到過質疑，甚至有人直言：“看到的全是表演，商業味較重。”

　　一位當地走出的高材生曾向侯艷江抱怨，商業化讓西江失去了原生態。“你努力讀書改變命運，最終落戶城市，為何不愿回到原生態的農村？”侯艷江反問道。

　　在侯艷江看來，西江苗寨作為人文景觀，有人生活就會有發展，也不可避免會有發展中的矛盾。

　　“商業和文化保護是互相成就，景區雖然有些商業化，但苗族歌舞劇很受游客喜歡，他們能感受到厚重的苗族文化。”李孫麗說。

　　“苗寨保護和傳承的對象，既有物質的，比如吊腳樓，要處理好保護現存舊屋和改善民生的關系；也有非物質的，苗族的民俗、技藝，以及吊腳樓的工藝和美學價值。”李天翼說。

　　發展中的苗寨既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空蕩蕩的博物館，民族文化不能關起門來搞保護，市場力量帶來商業機會，不僅為文化保護提供資金支持，更讓其傳承有了持久生命力。

　　“西江的未來需要創造性保護。”一些村民和專家早已有這種共識，但當理念遇到具體的現實問題時，如何平衡發展與保護的關系，把握創新和原生態的尺度，解決過度商業化的難題，值得人們思考。(記者 完顏文豪、羅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