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石家莊9月1日電 題：白求恩帶我救傷員——抗戰老兵蘇英回憶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抗戰故事

　　黎云、孫魯明

　　95歲高齡的蘇英如今每頓飯都要吃些肥肉，這算是他晚年生活中一個比較特別的生活習慣。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女兒家里，蘇英每天還都堅持讀書看報做筆記，還養著一只黑白相間的小貓做伴。

　　出生于1925年的蘇英，家鄉是今天的河北省順平縣——在抗日戰爭期間，順平縣原名完縣，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邊區，是抗日武裝活躍的地方。

　　“日本人三天兩頭來打，在村里燒殺搶奪。”蘇英回憶說，“學校不能正常上課了，我也沒有其他事，倒不如守守村。”蘇英說，“七七事變”以后，民眾的覺醒和反抗意識日益強烈，12歲的他成了村里兒童團員，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參加抗日斗爭。

　　日常巡邏放哨、給部隊送信，有時候也跟著文工團的同志們唱歌跳舞，還組成了小劇團演街頭話劇……有了“組織”的蘇英在兒童團里過得簡單快樂，一天一天成長起來。

　　《支前歌》是當時蘇英的最拿手歌曲——那其實是一首后方婦女抗戰支前的小調，并不是小男孩唱的歌曲。直到現在，蘇英還能哼唱起曲調：“小小的燈兒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丟，不悲不傷我也不愁，給他縫件衣裳解憂愁……”

　　不過，這種簡單快樂的兒童團生活并沒有持續多久。1938年，白求恩輾轉香港、延安抵達晉察冀軍區。這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不僅給缺醫少藥的根據地帶來了藥品和器械，還開始著手培養根據地急缺的醫護人員。

　　“當時部隊的作戰任務很重，騰不出人手，就號召兒童團員去衛生所學習。”蘇英說。上過高小、可以識文斷字的他已經算是有些文化了，于是被送去參加衛生員學習班。

　　在河北省唐縣的牛眼溝村，蘇英第一次見到了高鼻梁、藍眼睛的白求恩，這也是他第一次見到白色人種的外國人。“他為人特別和氣，對我們小孩子也格外好。”蘇英說。

　　蘇英那時候并不知道，這位加拿大人后來成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起初，蘇英甚至不知道他叫“白求恩”，只是知道這個穿著八路軍軍裝的外國人特別忙。

　　“他總是在工作，沒看到過他休息。但他的中國話說得很費勁，翻譯得一直跟著他。”蘇英說。

　　就這樣，白求恩成了蘇英的老師。“上課也沒有固定的地點，有時是老鄉家里，有時就在空地上。”蘇英說，說是學習，其實沒學幾天就開始工作了。但兒童團員大多年紀只有十來歲，文化水平不高，面黃肌瘦沒有什么勞力，只能幫著準備藥品、照顧傷員吃飯，做些簡單工作。

　　“有的孩子膽子小，看到醫生給傷員做手術到處是血，當場就嚇哭了。”蘇英說。

　　白求恩面對這群毫無醫學基礎的小學員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消毒、止血、包扎、固定……每一步都躬身示范。

　　“頭部處理是最難的，傷口的消毒范圍要大一些，還要多次消毒，包扎時紗布要折三折再打結，這樣才固定得好。”多年過去了，頭部傷口如何處理，蘇英仍然記得很清楚。

　　1938年的晉察冀地區，敵后游擊戰爭打得艱苦卓絕。“周遭幾乎每天都在打仗，無論是哪兒，只要槍一響，我們就要沖上去救傷員。”蘇英說，處理得多了，也就習慣了。

　　很快，初進衛生所時見到血被嚇哭的小伙伴也迅速成長了起來，可以跟隨部隊保障作戰行動了。而幾乎每一次，白求恩都與大家在一起。“有一次，我們正在吃午飯，前邊打起來了。白求恩大夫跑過來，用簡單的中國話招呼我們，‘走！走！’”蘇英和幾個小伙子扔下筷子就趕過去。

　　在那段歲月里，蘇英還曾跟隨白求恩一起，搶救過一名日軍傷員。蘇英對這段經歷記憶猶新。日軍傷員的頭部被子彈擦傷，被救下來時滿臉都是血。發現是日本人后，蘇英恨不得上去補上一槍，不太愿意上前包扎。

　　這時候，白求恩已經來到了跟前，給日軍傷員消毒、止血、包扎，一刻沒誤。這一幕給就在跟前的蘇英上了生動的一課，懵懂中明白了人道主義的含義。“不管是哪邊的，我們衛生兵上去以后，只要是傷員都給抬下來救治。”這是蘇英從白求恩身上學來的道理。

　　后來，這名日軍傷員的換藥任務交給了蘇英。“他病愈離開病區的時候，對我們豎起了大拇指，不停鞠躬。”蘇英說，這位日軍傷員后來留了下來，加入反戰同盟，成了反法西斯戰士。

　　沒過多久，蘇英也離開了衛生學校，跟隨部隊奔赴前線。在一次戰斗的間隙，他輾轉得知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時，完全不敢相信，“白求恩大夫那樣一個艱苦的人，走到哪就住到哪，走到哪就吃在哪，除了看病就是教年輕人，一心只想著多救人。怎么會呢？”蘇英喃喃自語良久。

　　1945年8月，抗戰已經接近尾聲，晉察冀軍區所屬部隊著手奪取塞北重鎮張家口。已經20歲的蘇英行軍到宣化時，主攻部隊已經攻下張家口。“敵人用大鍋燉的豬肉，還在火架子上吊著，我們來了剛好吃現成的飯。”蘇英說到這里，哈哈大笑起來。

【糾錯】

責任編輯： 吳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