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鐘南山在廣州醫科大學越秀校區接受中國紀檢監察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專訪。記者 張銳 攝
清明節三天假期，84歲的鐘南山一直在位于廣州醫科大學越秀校區的辦公室工作。
鐘南山，中國工程院院士，1936年生于南京，1960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17年前，非典期間，67歲的鐘南山牢牢堅守于此；17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襲來，84歲的他，仍然像一名鋼鐵戰士站在斗爭最前線。
“醫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4月4日，接受記者專訪時，鐘南山以一句直擊人心的話，道出了醫者仁心，更道出了一位84歲老人對生命的體悟。
奔赴：“去武漢的時候有一種比較急迫的心情”
問：您1月18日急赴武漢，到武漢后了解到哪些情況，當時的心情怎么樣？
鐘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在參加會議討論廣東省抗擊疫情部署時突然接到通知，讓我當天晚上必須趕到武漢，參加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而且安排我做組長，第二天要進行討論。當時，我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應該是比較嚴重的，去武漢的時候有一種比較急迫的心情。
我是帶著一系列疑問去武漢的，因為一旦一個急性傳染病有人傳人的性質，會波及整個社會、整個經濟。我在車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第二天早上開會以前，很多在武漢臨床一線工作的我的學生，還有此前從北京派去的專家都跟我講了一些情況。結合調研了解的情況，我就有了一個很肯定的結論。
1月20日上午，我代表專家組匯報說，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它肯定存在兩個現象，一是人傳人，二是醫務人員受感染，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標志，說明這個疾病會迅速蔓延。
面對一個新的傳染性疾病，首先要考慮怎么防。對所有的公共衛生事件，首先要把它堵在上游，一定要防止它大量向外擴散。當時我心里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在上游能夠解決好病人的情況，這是我們第一波盡量減少傳播的一個關鍵。
戰斗：“避免更多的感染，減少死亡，沒有什么比這個更重要”
問：如何總結兩個多月在防控一線的日子？
鐘南山：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疫情防控策略是很正確的。早期實施上游堵截，把武漢傳染源截斷，在全國開展群防群治，后來上升為聯防聯控。什么叫聯防聯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這在中國是成功的。在重視醫療的同時，也注意總結規律，比如它有哪些臨床特點，哪些藥可能有效，這些對全世界都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經過艱苦努力，現在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效，這非常不容易。但是，境外疫情呈加速擴散蔓延態勢，我國疫情輸入壓力持續加大。到4月3日，已經有700多例境外輸入病例，而且還在持續增加。所以，我們要及時調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把重點放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上來，入境人員必須都要做檢測，只要是陽性就要隔離。
問：在這期間，您個人感受最大的壓力是什么？
鐘南山：在我從醫以來，我覺得最大的壓力在于病人最后是救活了還是去世了。把病人救活了、康復了，什么都好說；如果病人沒有救過來，那我的壓力是最大的。現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避免更多的感染，減少死亡，對于醫生來說，還有什么比這個更重要呢？
問：疫情期間您多次與救治團隊連線會診，這種特殊方式發揮了什么作用？
鐘南山：遠程視頻會診在抗擊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視頻連線，我的團隊以及重癥醫學科、放射科醫務人員，定期連線廣東深圳、中山、東莞等地，以及湖北武漢等疫情震中醫院的重癥監護病房，會診研討重癥、危重癥病人的救治，在非常時期和特殊條件下，這種方式發揮了獨特作用。
進展：“防治疫情，從歷史的情況看，還是要靠疫苗”
問：在這場科學與病毒的賽跑中，您的團隊在新冠肺炎科學救治和藥物驗證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鐘南山：我們開展了氯喹和連花清瘟膠囊臨床試驗，從目前分析的結果看，兩者都具有比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夠縮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負荷。連花清瘟膠囊能夠明顯縮短癥狀緩解的時間。
新冠肺炎與SARS相比，除了肺纖維化等共同特點外，突出的特點是小氣道里黏液非常多，阻礙了氣道通暢，容易導致繼發感染。我們前期觀察了一些患者使用氫氧混合氣治療的情況，初步發現氫氧混合氣能夠明顯改善氣促，可能更適用于出現呼吸困難的患者。
問：除了救治手段，公眾還普遍關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為什么疫苗這次如此受關注？
鐘南山：研制疫苗是很必要的。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比SARS強很多，傳染系數可以達到3.5，也就是說，1個傳3個半，而SARS頂多是1個傳2個，所以現在有些國家每天增加上萬名確診病例。防治疫情，從歷史的情況看，還是要靠疫苗。
我們知道典型的例子，一個是天花，一個是脊髓灰質炎。天花和脊髓灰質炎傳染性都很強，死亡率能達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后遺癥很多。我記得小時候，周圍有很多人臉上有麻子，這是得天花留下的后遺癥。現在根本看不見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認為，研制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須要抓緊推進。
科研：“基礎科研要為臨床實踐保駕護航”
問：您是醫生，也是帶隊攻關的院士，你們團隊在這次新冠肺炎的科研方面開展了哪些研究？
鐘南山：臨床救治必須時刻擺在抗擊疫情的極為重要的位置，基礎科研要為臨床實踐保駕護航。比如，疫情暴發后，我們很快總結了1099例的臨床特征，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這是首次匯總到全國范圍內過千例的數據，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次疫情中全世界引用最多的論文。通過研究發現，有一半病例在入院時是不發燒的，所以把發燒作為唯一癥狀不合適；另外有些病人的實驗室指標特別高，很快會轉為重癥。這些基礎科研在全球救治中發揮了很好的指導作用，這也是目前與國外同行連線時大家普遍關注的。
問：在與外國專家連線時，我們分享了哪些基礎科研成果？
鐘南山：在與國外同行視頻連線時，我們主要從“四早”、聯防聯控等理念出發，分享了危重癥病例管理的要點、新實驗室檢測技術、新的治療手段等。我們初步與美國哈佛大學達成合作共識，雙方將在新冠的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臨床救治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
家風：“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
問：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為醫生是否與家庭環境有關？
鐘南山：我想還是有關系的。我父親是兒科醫生，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經常有很多鄰居帶著孩子來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藥以后好了，鄰居很開心，父親也很有成就感。我母親是協和醫科大學畢業的高級護理師，后來在華南腫瘤醫院、現在的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當副院長，參與了這個醫院的組建。在家里，父母談論的多是醫學方面的內容，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培養出了興趣。
問：父母以及家風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鐘南山：對我最大的影響，恐怕還是實事求是。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1969年，我下鄉參加醫療隊看過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個孩子尿血很厲害，大家都說這是結核病人，要做治療。我回家講起這個情況，講了半天，父親突然問我一句，你怎么知道他是結核？一下把我給問住了。因為尿血是很常見的癥狀，可能是膀胱的炎癥，可能是結石，當然也可能是結核，但你得有證據才能治療。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他這句話。這讓我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堅持講實話，堅持實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實踐的，而不是單純聽見的。
問：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業？
鐘南山：他們的支持是無聲無形的。因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愛人也說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夠安靜坐在家自己看書。家里人對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是要全家出去旅游，但這方面我是欠了家里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績，家人的支持極為重要。
我現在等于“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狀態，一回到家就有飯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顧。由于生活上沒有顧慮，也能夠保證承擔比較重的任務。
做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愛國主義精神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問：您曾講過，自己的醫學事業是從35歲那一年才開始的，為什么這樣說？
鐘南山：當時孩子還小，我和愛人長期分開，對家庭和老人的照顧很困難，所以碰上一個機會就調回廣州了。回來為什么算是一個大的轉折呢？因為之前我在北京醫學院是搞基礎研究的，35歲那年，回到廣州后才從頭開始，在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就是現在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從事臨床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當時，在臨床知識上也幾乎是“一窮二白”，因為我讀大學期間還為參加第一屆全運會訓練了一年，回到北醫就上了半年臨床課，之后又留校當老師。所以我此前并沒有搞過臨床，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問：您在1979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就在前幾天的4月2日，還獲得了愛丁堡杰出校友獎。留學期間有什么事印象深刻？
鐘南山：我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要參加教育部的考試，考過了才能去。當時的英語考試我考了52.5分，結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時候所有留學生都很艱苦。坐火車去英國要9天，為了省錢，連草紙、洗衣粉都帶著。我們每個月只有6英鎊生活費，在英國剪個頭發就要12英鎊，干什么都得靠自己。到了愛丁堡皇家醫學院后，最困難的還是語言關。我以前是學俄語的，每天參加完查房，就去圖書館借錄音帶來聽、來寫，聽不懂的就去問，差不多花了大半年來提高英語水平。
我的導師弗蘭里教授是專門研究慢性氣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項做得比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認可。英國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常常做出了一點成果就理所當然地直接往下做，他們是要反復驗證，沒走好第一步之前，絕對不走第二步。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實驗，不一定相信權威。這兩條給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后來一直很重視對團隊基本功的訓練，練好了再提高。
問：聽說回國前導師極力挽留，為什么還是決定回國？
鐘南山：后來，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倫敦進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倫敦另外一個教授，他主要看我有關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較好。但是我覺得國家這么困難還給我們機會出去留學，從來沒想過不回來。學了以后就得回來提高我們國家的科學水平，當時就是這樣單純的想法。
問：您常說自己“不過是一個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鐘南山：醫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我的很多想法甚至靈感，或者一些科研題目，都是從臨床實踐里來的。我不太習慣從文獻中找課題。
醫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們要經常想到的是，在醫學里有什么問題解決不了，你怎么去解決？像我40年前在英國，就開始跟導師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當時診斷很清楚，但是治療很落后，后來技術改進了很多，但對病人治療仍然沒有帶來實質改變。
我一直在思考，這其中的要害在哪兒？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壓，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會發展為腦出血、腦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現其他癥狀才下診斷，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并癥都可以避免發生。這就是戰略的進步。
很多呼吸科醫生不愿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為沒什么好辦法救治。病人來的時候，已經呼吸困難了，這個時候肺的病變已經不可逆轉。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這個想法，為什么不在病的早期進行干預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診治中，只有出現癥狀才干預。現在我們的看法改變了，因為我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更早期沒有出現癥狀，或者只有很輕的癥狀時就實施干預，效果非常好。我們要繼續走這一條路。
問：我們看到，您的這張辦公桌上，除了電腦、資料，還專門擺了一個年輕時打籃球的小雕像，年過八旬仍能承擔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務，是否和一直沒有間斷鍛煉有關？
鐘南山：我從小就喜歡體育，后來在中學、大學經常參加體育比賽。競技體育的優點，一方面是指鍛煉對身體有很大好處，另一方面對培養意志品質也有很大幫助，什么事情都想爭上游不落后、追求高效率。我原來跑400米，訓練一年成績能提高兩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的工作里，你為什么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鐘、每一小時？所以這對我提高學習效率有很大啟發。再一個就是協作，像跑接力賽一樣，得大家一塊兒努力。我們研究所里從1982年就開始組織籃球隊，每個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塊兒比賽，堅持了30多年。
身體是基礎，健康需要投資。我現在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還有這個能力支持，跟身體鍛煉很有關系，對我來說這一輩子受益非常大。
問：能和我們回憶一下，什么書對自己的影響比較大嗎？
鐘南山：工作以后，我沒有時間看小說一類的書籍，但在中小學時看了很多，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就非常大。愛國主義精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親說過，人的一生，在這個世界上能夠留下點什么就不算白活。
未來：“健康應該貫徹到整個醫療衛生工作全部政策中，這是要害”
問：今后，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應該在哪些方面著力？
鐘南山：非典以后，中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能夠及時監測有可能出現的突發性傳染病。這些年也確實做得不錯，包括有效應對甲型H1N1流感、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H5N1和H7N9禽流感等。但還有繼續完善的方面，因為預防工作應該擺在更高的地位。黨中央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健康”應該貫徹到整個醫療衛生工作的全部政策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更重視抓上游，搞好預防為主，這是最要害的問題。
總的來看，公共衛生體系，一個是認識上需要加強，另一個是組織結構需要改進，對于突發性疫情，應該賦予疾控機構更大權力。
本世紀剛過20年，就已經出現三次冠狀病毒感染疫情——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這次的新冠肺炎，這是自然界和人類的博弈。人與自然界之間，應該保持一個和諧的生態關系，這樣自然生態鏈才能夠比較好地運行，這是很重要的。
問：幾年前您說過有兩個心愿，建成廣州呼吸中心和推出自己研發的抗癌藥，請介紹這兩項工作的最新進展？
鐘南山：在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支持下，廣州呼吸中心目前推進順利。跟我們合作的醫藥和醫療器械企業越來越多，他們看到我們是在做實實在在的工作，而且有實實在在的成績。我們花了十年時間去推進，現在這個平臺正在加速建設，預計明年下半年能夠完工。
這個中心有四項功能，一是科學研究，二是人員培訓，三是疑難疾病診治，四是急性傳染病防控。現在我們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國際上最大的呼吸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名美籍華人科學家花了26年研發一種抗癌藥物。這個藥有一定普適性，不是單純治療某一個腫瘤，而是多種實體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有望在今年得到臨床批準。藥物研發過程中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因為這個藥能夠造福很多人，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除了這兩個心愿，我還有一個愿望，就是希望改變全世界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療戰略。這個病分一至四期，現在的治療重點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難甚至呼吸衰竭上，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預防上，就能事半功倍。我特別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診早治能形成一個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治療思想。
采訪結束時正是上午10時。窗外警報響起，鐘南山站起身，腰板挺直，靜立默哀。“中國的醫務人員始終無愧于‘白衣天使’的稱號”，他說，這次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也是對被新冠病毒感染犧牲醫務人員的認可和尊重，是從人們的內心肯定這些白衣戰士的貢獻。（記者 姜永斌 張銳 荊培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