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時期的生命擺渡人
記趕赴武漢抗疫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
車隊向火神山醫院轉運患者。 付春來/攝
王達
夜幕低垂，藍燈閃爍，一輛輛負壓救護車呼嘯飛馳，將新冠肺炎患者護送至各定點收治醫院。他們是生命的“擺渡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
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內蒙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區、直轄市）征召65名隊員，組成32個車組，派駐武漢市急救中心、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光谷院區、協和醫院本部、協和西院，開展新冠肺炎患者轉運工作。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為車隊緊急采購了20臺負壓救護車和車載醫療設備。
自2月12日到3月10日24時，車隊累計轉運新冠肺炎患者7343人次，其中危重癥、重癥患者2464人次，接送出院康復者數十人。“最高興的事，就是看到運往ICU的患者越來越少，出院的越來越多。”青海隊領隊王海濤說。
驚濤駭浪，也是日常
來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資深駕駛員劉軼此次擔任上海隊領隊。3月3日晚，劉軼接了個“大活”。
“出動10臺車組，將199名患者從市五院轉移到火神山。”他說，按照以往經驗，像這樣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武漢市第五醫院是武漢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點收治醫院之一，共開放床位400余張。近期，隨著武漢疫情形勢好轉，市指揮部決定將方艙醫院、市五院等定點收治醫院逐步清空，將患者分批轉運至火神山、雷神山等醫院。因此，劉軼和隊友們越來越忙。
“不過這種忙，忙得開心，忙得充實。”來自內蒙古自治區中醫院的主管護師陳辰，此前與劉軼素不相識，但經過近一個月的合作，兩人已經成了“黃金搭檔”。
“每次轉運患者時，心情都特別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齡偏大，又沒有親人陪伴，情緒十分不安。”將一位坐輪椅的老奶奶扶上車，為她仔細扣好安全帶后，陳辰又接來3名患者，加上他們的行李，將救護車醫療艙堆得滿滿當當。
關好艙門，陳辰又回到駕駛艙副座。按照規定，她與患者零距離接觸后，已經屬于被污染群體，不能再進入駕駛艙。但事實上，在繁忙的轉運任務中，劉軼和陳辰已經很難把握這條界限。就連劉軼，也需要下車幫助抬擔架、接患者。
“這次沒有危重癥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醫療艙盯著。”陳辰還是不放心，時不時通過隔離窗回望后艙，觀察患者的身體狀態。
在武漢的近一個月，“擺渡人”每天就是這樣，在車輪上、擔架旁、輪椅邊忙碌著，有時還會遭遇驚濤駭浪。2月19日中午，劉軼、陳辰車組接到指令，將幾名重癥患者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降兵醫院轉運至火神山醫院。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較遠且顛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現呼吸困難和咳血等癥狀，陳辰立即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幫助患者吸痰。等轉運車抵達火神山，陳辰將患者送至病區，接診醫護人員被她的樣子嚇壞了，防護服、手套上沾滿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這種情況是最危險的。”談及陳辰那天的經歷，青海隊領隊王海濤不禁為她捏把冷汗。進駐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一個多月，青海隊不止一次參與轉運插管治療的危重癥患者，對于其中風險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傳播，因此越是那種難以行動、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搶救的患者，傳染風險越高，轉運難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擔架、監護儀、呼吸機、氧氣瓶，一共小兩百斤，平地還好，上下臺階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濤說，像這樣的高難度轉運，隊員們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極了，隊員就靠在路旁的欄桿上休息。至于旁邊的草坪，看著養眼，隊員卻不敢坐。“草葉粗糙，萬一把防護服割出口子來，肉眼很難注意到，病毒卻能鉆進去。”王海濤說，在武漢的這些日子，面對無處不在的風險，倒把一群粗獷的青海大漢“逼”得心細如毫。
紙尿褲和“軍功章”
從青海出發前，王學軍預想過很多可能面臨的困難。但他沒想到，最大的困難，卻是最不起眼的“方便”問題。“這輩子再也不想穿紙尿褲了。”
“紙尿褲”，是所有隊員痛恨卻又繞不過的話題。尤其是在前期，防護裝備匱乏，一套防護服經常要頂七八個小時，一包鼓鼓囊囊的紙尿褲，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雖然穿著紙尿褲，但我們畢竟不是失能老人，還是想盡力忍住。”王學軍說，在武漢的每一天，他都盡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盡量少吃，“吃飽了新陳代謝就快，就想‘方便’，感覺還不如餓著”。
隊員們來自四面八方，有著不同的飲食習慣，遇到重油重辣的湖北菜，難免有些不適應。28歲的龐慶麗，來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醫院，她是和同事一起主動報名來武漢的。因為胃病和飲食不習慣，有一天上車前，她偷偷吐了一大口，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強忍著穿上防護服，繼續執行轉運任務。
直到距離交班只剩半個小時，再也堅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車隊友發現并強行“趕”下車。后來，面對隊友關切的問候，她不好意思了，“感覺自己是在給大家添麻煩”。
第二天，新的班次開始，隊友要求給她替班，她卻堅持不肯：“我現在就想特別完美地出一趟車，證明自己全好了”。當天，她和隊友一起轉運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護服、戴口罩，加上長達五六個小時的高強度工作，給愛美的姑娘們留下了難以掩飾的“戰斗痕跡”。
來自云南的劉夢迪每天都要跟家里視頻，證明自己“好好的”。但有天出完車，她摘掉口罩，發現自己的臉上被勒出兩道深深的壓痕。
“后來我跟爸爸視頻，故意藏著不想露正臉。”劉夢迪說，但是知女莫若父，“最后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臉給他看，看完后半天沒說話，最后來了句‘挺好的，軍功章一樣’。”
“當時感覺眼淚快掉下來了。”劉夢迪回憶說，她隱隱聽到爸爸嗓音也有些沙啞，“我想一定是隔太遠，網絡不好的原因吧”。
輪到我們上戰場
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轉運車隊65名隊員中，有11位是“90后”。劉夢迪、龐慶麗、張春華……一個個年輕的名字，平時都是家里的心肝寶貝，卻在武漢最需要的時候，毅然走上抗疫一線。
29歲的張春華老家在青海化隆。來到武漢之前，他剛在西寧火車站義務執勤一周多。因為走得急，他連家都沒回，在火車站辦了一張臨時身份證，便匆匆趕往機場集結，“也沒敢跟家里說，怕他們擔心，畢竟我是家里的獨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紅十字會登門慰問，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寧。“后來，奶奶就給我打電話，在電話那頭哭得不行。不過他們也沒說讓我回去，就是叮囑我在武漢好好干，注意安全，做好防護。”張春華說，來之前沒想那么多，現在還是有點小后悔，“不為別的，還是應該跟家里，起碼跟爸爸媽媽說一聲”。
同樣來自彩云之南的何美萍，昵稱“萍姐”，實際年齡卻不大，今年28歲，與劉夢迪、龐慶麗合稱“三小只”。“萍姐的媽媽那天去出發現場送她，我們還挺擔心，但萍姐居然忍住了沒哭，還與媽媽微笑道別。”劉夢迪說，自己當時感覺萍姐超厲害。
“但后來，去機場的路上，萍姐說她其實挺怕的，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也一樣，老龐也一樣。”劉夢迪說，到了機場，緊張感“翻倍”，萍姐就拉著大家一起自拍，“也許這就是女孩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壓倒一切。”
2月18日，來自內蒙古的陳佳樂和隊友們一起度過了他的26歲生日——隊友費盡心力為他找來蛋糕，但他戴著口罩，吹蠟燭不方便，就和隊友一起用手把生日蠟燭扇滅了。
“來武漢之前，因為第一批醫療隊優先考慮男護士，我沒選上，當時爸爸媽媽還挺高興，以為我不用去了。沒想到我又跟著紅會過來了，他們就覺得我騙了他們，我婆婆還大哭了一場。”劉夢迪說，出發前很緊張，但實際來到武漢，感覺反而沒什么，“面對n多問題，就會有n+1種解決辦法，每天看著新冠肺炎患者現存確診數持續下降，就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收獲，就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最難忘的，就是我們在轉運中遇到的一位老爺爺，年齡已經很大了，在CT檢測室門口徘徊著不敢進去，因為第一次核酸檢測顯陰，現在來做第二次，心里很害怕，擔心返陽。”劉夢迪說，當天她們就和老人聊了很久，“后來得知我們從云南來，老爺爺很高興，跟我們聊了很久，聊他1965年去云南支邊的事，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后來，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進了CT檢測室。“進去前，老爺爺還跟我們招手，說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池。”她說，有了這些難忘的經歷，能夠幫助到那么多人，她對自己來到武漢一點都不后悔，“2003年非典肆虐的時候，我還不記事，但現在，到了我們該走上戰場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