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回家10天,參加了8場“人情宴”,道喜背后是苦笑；辛苦賺錢一年,回家出“人情費”,腰包掏空了一半；明明腰包緊張,還要買來高檔煙酒,徹夜燃放煙花鞭炮,只為撐場面……

　　春節期間,部分鄉村畸形人情消費愈演愈烈,種種陳規陋習給基層群眾帶來沉重負擔,部分群眾形容這個年過得“心驚肉跳、頭皮發麻”。

　　移風易俗顯得尤為迫切。幸好多地早已展開探索,效果也比較明顯。但對于部分地區由政府主導的移風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眾中也不乏質疑和擔憂的聲音。

　　“人情大于債,頭頂鍋子賣”

　　王蓉的家鄉在華東某省的農村,當地素來以“人情重”“彩禮高”聞名。今年春節回鄉,從臘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六,她參加了8場酒席,涉及結婚、壽禮、喬遷、周歲、建房等主題,人情費都是400元起步,高的達1000元。她說這個節過得頭皮發麻,“最多的一天趕了三個場,必須人到情到。”

　　春節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近年來,部分鄉村人情負擔之重,陳規陋習之突出,已令人談之色變。

　　前幾年,湖南省平江縣梅仙鎮三里村在開展移風易俗之前,發生過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

　　村里的貧困戶徐傳德,房屋倒塌多年,一直在鄰居家借住,住的地方破舊不堪,生活不便,甚至沒有手機信號。2016年,駐村扶貧隊幫村里建了集中安置房,生活便利,一套價值10多萬元的新房,只需交5000元就可拎包入住。

　　奇怪的是,徐傳德符合入住條件,卻始終躲著不要這個福利。扶貧隊員爬上山來家訪,老徐才說了實情,“我年收入只有兩三千元,山下人口集中,人情往來多,一年人情開銷就要四五千元。”

　　辦酒、節慶、人情往來等各種鄉風鄉俗,在過去很多年發揮過團結鄉鄰、凝聚人心、互助共贏的寶貴作用。但是,近年來,部分鄉村的人情風越刮越歪,逐漸偏離了原來的初衷。最典型者,莫過于人情“異化”過程中頻發的“無事酒”成風。

　　紅喜事、白喜事、升學宴、謝師宴、參軍宴、滿月宴、建房宴、裝修宴,還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僅僅是“常規動作”。人情禮金水漲船高,過去的50元起步,現在200元起步,關系稍微親密的500元起步,關系親密的800元～1000元是標準。這些人情債還不能躲,“人情大于債,頭頂鍋子賣”“寧荒一年田,不丟人情場”。

　　有的地方官員和地方人大代表做過調查,部分鄉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個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過年收入。由于支出太多,村民很難維持長時間“光出不進”,只好找理由辦酒收禮“回本”。前些年,中部某縣流傳一種說法:一個普通農村家庭,如果兩三年不辦酒,家庭財政就會破產。

　　“吃酒送禮——負擔加重——自己辦酒收禮——再吃酒再送禮”這樣的怪圈開始循環。部分村民不得不絞盡腦汁找辦酒名目,辦各種“無事酒”。12歲生日、36歲生日、兩位老人合辦“百歲酒”“150歲酒”等,外人覺得不可思議,在當地卻常見。

　　還有村民遇到過“買房宴”,送了禮吃了酒,主人始終不說新房在哪里,大家其實也心照不宣。有的地方以此創作諷刺劇,講述一農民修建廁所后,以“三改重點工程落成”名義辦酒。

　　踩下“人情歪風”的“急剎車”

　　不堪重負下,越來越多群眾開始抱怨,但很少有人敢邁出第一步。記者節前在中部地區采訪,多位村民坦言,其實大多數人有停止辦酒的想法,都知道繼續下去只會花更多錢,但沒人敢邁出第一步,怕被人笑話。

　　近年來,在我國多地的市、縣“兩會”上,部分人大代表直斥異化變味的“鄉村人情風”,建議政府引導整治,建議黨員干部帶頭移風易俗。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農村地區已經拉開了破除陳規陋習、禁止農村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序幕,王蓉們面臨的“尷尬”過年方式將成為過去。

　　湖南、浙江等地少部分鄉村出現了民間自發主導的“去陋習,樹新風”行動。由村莊德高望重的老黨員、老教師、老干部等主導,成立紅白理事會,建立專業的志愿者隊伍,制定村規民約,協助村民規范辦酒,踩下了“人情歪風”的“急剎車”。

　　記者了解到,這些村規民約兼顧了原則和人性化,規定可以操辦的合理操辦、適當收送禮金,不宜操辦的堅決不允許收送禮金。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說:“這種方式容易得到廣泛理解和響應,村民往往抹不開面子,政府又不好介入太深,由民間自治,叫停人情風,百姓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便可順理成章。”

　　相對而言,更多鄉村的移風易俗是由政府主導。近年來,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多地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移風易俗行動。首先要求從黨員干部帶頭做起,對黨員干部的婚喪嫁娶劃出紀律紅線,黨員干部簽下承諾書,規定只準吃哪幾種酒,規定人情禮金不能超過多少元。

　　一名縣委書記這樣解釋背后的深意:“一則通過黨風帶民風,帶動作用確實明顯,二則黨員干部在鄉村占主導地位,只要他們不參加,很多人情往來就運轉不下去。”

　　與管住黨員干部同時進行的,則是村支部和村委會制定專門的村規民約,明確辦酒范疇,界定辦酒條件和程序,明確違禁辦酒的處罰,并由村紅白理事會監督執行。

　　比如,記者春節期間在湖南省岳陽市華容縣三封寺鎮了解到,當地出臺了規范辦理婚喪事宜的文件,倡導“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其他不辦”,規定氣球拱門不超過一個,不放煙花鞭炮,每桌酒席總價不超過300元,喪事不做道場,不搞其他封建迷信活動。除婚喪嫁娶外,老人小孩生日、新房落成、升學等其他事宜不辦,如要辦理,只邀請自己的直系親屬參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場移風易俗行動的推進比較順利,效果也比較明顯。

　　村民的感受最真切。三封寺鎮華一村村民劉忠立說,現在負擔大為減輕,很多人家每年的人情費用從一萬多元減少到兩三千元,過年過節也不再放鞭炮,輕松了很多,今年這個年過得很清爽。

　　村支書劉再躍原來以為自己會得罪全村的人,實際效果與他想象完全不同。他感慨,“推行一年半,沒想到進度這么快,效果這么好,也說明過去大操大辦背后,大家早就苦不堪言,移風易俗順應了民心。”

　　以三封寺鎮為例,鎮里統計發現,以前每戶每年人情開支平均1.85萬元,現在降到了5550元,全鎮8500戶可減少支出1個億。放大到岳陽市,自推進移風易俗以來,全市農村煙花爆竹燃放同比下降了80%,人情開支下降了40%。

　　賀雪峰教授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團隊已連續7年撰寫春節回鄉記,記錄家鄉發生的變化。在今年已經整理出來的45篇“回鄉記”中,多名成員不約而同以移風易俗為重點,對這種變化表示肯定。

　　移風易俗不能搞“一刀切”

　　不過,也有學者擔憂部分地方工作方式簡單粗暴,移風易俗的標準界定不科學,對傳統習俗文化傳承構成威脅。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文勝認為,許多民俗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農村不準老人辦壽宴,春節完全禁鞭炮,是過度的移風易俗。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過去“破四舊”和農村中小學撤并的教訓,反思過去部分地方大規模推進“平墳運動”和“合村并鄉”等產生的問題,防止對孝道、忠義、仁愛等價值觀念和禮儀體系產生的影響,對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信仰產生的沖擊。

　　其次,近年來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風俗問題,背后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經濟原因,光靠移風易俗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

　　最典型的莫過于農村彩禮問題。部分農村地區男女比例不平衡,加上大量女性外出,導致農村地區婚姻競爭激烈,一步步拉高婚姻成本,彩禮越來越高,甚至“一婚窮十年”。不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光靠強制性的移風易俗規定收效甚微,彩禮錢只能從臺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變本加厲。

　　其三,部分地方移風易俗采取“一刀切”方式,背后是否存在層層加碼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部分村民辦了滿月酒、壽宴后,被取消低保、養老補貼等。村民認為這些酒自古以來就有,不應完全禁止,處罰是不對的。

　　也有學者質疑,這種方式過于一刀切,也是懶政的一種表現。政府引導也要注意“姿態”和“尺度”問題,要結合當地的風土人情,區分出哪些辦酒行為是一直存在的,哪些是在后來“跑偏”出現的,要適當保留一些必要的紅白喜事項目。

　　其四,地方政府動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資源加以管控,效果明顯,但沒有激發民間活力,難以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很多地方,還是由政府強力推進,從決策、發文到執行,沒有充分征求大眾意見。

　　有學者認為,讓社會自身去培育糾錯機制和向善自覺,比一個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來得更為妥帖。“必須充分發揮群眾的自主性,找到合適的方法,分清各自的邊界,政府、社會與公眾才能各安其位,在相互促進中共同移風易俗。”記者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