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江邊的“宜昌大撤退”紀念雕塑。攝影:記者完顏文豪

　　仲夏時節,傍晚的宜昌江邊,市民或獨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悠閑散步,一片不大的沙灘上聚集著嬉戲打鬧的家長、小孩和幾只小狗,游泳愛好者在滔滔江水中來回穿梭,老年人干脆搬了一把椅子,坐下來靜靜地觀看江中美景。

　　江面橫臥著一座三塔斜拉橋。北側橋頭旁,一座9米高、15米長、3米厚的雕塑,外觀如揚帆航船又如長城垛口,上方立著一只巨大的船錨。

　　80年前發生在這里的一場大撤退,讓這座內陸城市躍上歷史風云的潮頭,并因此載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史冊。

　　宜昌地處湖北省西南部,古稱夷陵,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清代改稱“宜昌”,取“宜于昌盛”之意。除了吳蜀夷陵之戰、趙子龍大戰長坂坡等三國故事外,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地處內陸的夷陵,大多時候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城邑。

　　1938年秋,中國為持久抗戰而進行的物資與人員大撤退,在宜昌緊張地進行。從此,這座城市的城運與戰火紛飛時的國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在之后的戰爭炮火中,這個在清末一度繁榮的轉運貿易中心開始走向衰落。這座城市,為保存中國抗戰力量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也因此被國人熟知、為世界聞名。

　　滾滾長江見證著一座城市的繁榮、衰落與振興。

　　“川鄂咽喉”成戰時大撤退中轉站

　　曾經連續5年呼吁樹立“宜昌大撤退”雕塑的李泉,今年也進入到人生的第70個年頭。這位宜昌市政協原主席,希望用這種方式,留住這座城市的抗戰記憶。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個多月后,淞滬會戰爆發。抗戰初期,分布在東北和沿海的工業遭到嚴重破壞,許多有識之士呼吁工廠內遷,為抗戰保存中國的工業基礎。

　　危機時刻,國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發表遷都重慶宣言,并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后方,擬定了沿海、沿江工業內遷計劃,把西南作為工業建設重點地區。上海、無錫、蘇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營工廠隨之遷至武漢。

　　不久后,日本侵略軍沿長江向中國內陸步步逼近。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次年6月12日,安慶淪陷,月底,中國軍隊為保衛九江、武漢而布置的馬當要塞,經過激烈攻防爭奪戰之后失守。7月26日,九江淪陷,武漢告急。

　　遷至武漢的工廠機器設備需要再度轉移。湖北境內的工業展開緊急拆除西遷,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拆遷持續了3個多月,拆卸材料3萬噸,重要設備1187件；湖北布紗絲麻四局、白沙洲造紙廠、湖北省航務處修船廠等機件物料6000余噸；抗戰后中國保存的唯一一家大型水泥企業華記水泥廠以及源華煤礦等大型工礦企業,拆卸機器設備,“不便拆除的,以爆破為要”……

　　彼時,入川少有公路,更無鐵路,長江便成了抗日戰爭的運輸線、中華民族的生命線。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灘多浪急,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西行的大船,無法直達重慶。西遷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人員,都要在宜昌下船,“換乘”大馬力小船,經三峽溯江入川。自古有“川鄂咽喉、西南門戶”之稱的宜昌,成了戰時國家工業物資和人員向后方撤退的中轉站。

　　80年前,以今天雕塑的位置為中心,沿著長江上下游各兩三公里,江邊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帳篷,沙灘上堆積著大箱小箱的機器設備,岸上擁擠夾雜著東北、華東口音的人群。

　　李泉是個土生土長的宜昌人,青年時聽著父輩們講述1938年秋季的宜昌,想象著國土漸次淪喪中國人逃難的場景。20多歲時,他每次試圖在腦海中拼接出那時的畫面,“內心都深受震動”。

　　1938年10月,“以空間換時間”戰略下的武漢會戰,最終以武漢的淪陷結束。300公里外的宜昌,原本只有10萬人的城市,涌進3萬多難民,從城區到江邊,大街小巷擠滿了人,所有的旅店、客棧、學校被住滿后,不少人只得棲身屋檐下或露宿街頭。

　　焦急等待“換乘”入川的人群中,有一萬多名隨工廠轉移的工程技術人員,300名金陵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包括陶行知、老舍、李四光、曹禺、張大千、趙丹等一大批社會名流,以及源源不斷撤回的負傷將士以及難以統計的難童……

　　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

　　1938年秋,宜昌數公里長的江灘上,已被亟待轉運的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而在長江上空盤旋的敵機,已開始對宜昌展開瘋狂的轟炸。

　　10萬噸軍工民用企業的重要機器設備,3萬余名工人、難民,急需轉移入川。然而,當時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河段運輸能力極為有限,能在這段河道行駛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輪船和兩艘外輪。而民生公司單船運載能力只有200—600噸,按這樣的運力計算,將全部物資和人員轉移至重慶需要整整一年時間。

　　更為嚴峻的是,10月中旬以后,長江上游適宜較大輪船航行的中水位,只剩40天左右,過后便是漫長的枯水期,大型設備便無法入川。

　　40天內,要完成需要一年時間的物資人員轉移,這無疑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運。

　　1938年10月23日,在中國薄弱的工業基礎存亡之際,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到了宜昌,組織指揮這場炮火下的搶運。

　　這位當時的“中國船王”,在1925年以艱難籌措來的少量資金,訂造了一艘70噸的內河小輪船,創辦民生公司。經過他的悉心經營,這家公司很快發展成為川江輪船航運業的勁旅,與美國等外國輪船公司展開競爭,航線從四川省延伸至長江全線,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航運企業。

　　1938年10月10日,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的紀念會上,盧作孚苦口婆心地對公司員工說:“中國抗戰到了這個時候,最重要交通線只有兩條,一條是粵漢鐵路,一是川江。川江運輸,民生又占大半。我總是希望大家繼續為國家努力,為公司努力!”

　　時至今日,李泉仍清晰地記得父輩們講述的那段往事,“盧作孚帶著公司一群人,沿著長江上游走,最終確定了三段航行方案。”

　　為了縮短運輸時間,從宜昌到重慶的撤退被劃分為三段進行,宜昌至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至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在盧作孚的計劃中,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在不同的河段航行,根據船只情況充分利用河道,實現最大運力。同時,這場搶運征用了850多只民間木船。

　　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物資和人員的輪船起航,離開宜昌港。此后,一艘艘輪船向上游進發,轉移出清華大學與中央工業實驗所的機器,鋼鐵廠礦的大型設備,生產軍需物資的工業材料……

　　著名劇作家吳光祖一家人,也在從宜昌撤退入川的船上,妹妹吳徠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時的情景:在上船的碼頭上,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讓人緊繃心弦的“逃難”場景,人山人海,扶老攜幼,萬頭攢動,一望無邊。前面的大駁船上,擠滿著人群黑壓壓一大片,站在船邊的更是不敢動彈,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無情落下,人多,傘難以撐開,不少人只好聽憑雨淋……

　　在這場大撤退中,除了民生公司的員工,宜昌傾全城之眾,數萬碼頭工人、海員、船工和纖夫,投入其中。硝煙彌漫的宜昌碼頭,敵機轟鳴聲、爆炸聲與搬運號子、纖夫吶喊聲交織在一起。

　　在盧作孚的統一指揮下,這場轉移3萬多人和10萬噸物資的大撤退,僅用40天時間就勝利完成。

　　相關史料記載,從這場搶運之后,直到宜昌淪陷,宜昌港累計轉運了150余萬難民以及100萬噸物資。參與搶運的民生公司,在運輸中損失輪船16艘,116名員工捐軀、61名傷殘。

　　親歷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陽初評價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受父輩們的影響,青年時期的李泉,就幻想著能通過什么方式,讓這場大撤退成為這座城市的記憶。多年后,任職宜昌市政協主席的他,終于把這段往事鐫刻在了江邊雕塑上,曾經的幻想變成了現實。發生在80年前的宜昌大撤退,以雕塑和碑文的形式矗立江邊,成為這座城和一代又一代宜昌人的集體記憶。

　　據宜昌市檔案局(館)長袁清介紹,通過宜昌大撤退搶運入川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人員,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軍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中國抗戰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談到中國工業發展時,曾說過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到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講到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到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講到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清末宜昌:“帆檣如林,蔚為壯觀”

　　翻開宜昌城市變遷史的卷軸,這座臨江而建的城市,因地處長江航運的中轉站,曾經歷過百年的商貿繁榮。

　　當時間倒退回19世紀中葉,作為川鄂間重要的水運樞紐以及長江中上游航運的銜接點,宜昌有著“過載碼頭”之稱。川米、滇銅、黔鉛、棉花、藥材等大宗貨物,都要經由宜昌轉運出去。

　　據三峽大學教授、宜昌地方史研究所所長李敏昌介紹,太平天國以前,湖北省規定只準售賣淮鹽,太平軍攻占武昌后,淮鹽西運路線被切斷,川鹽開始取代淮鹽行銷湖北、湖南地區,此后川鹽成為出川貨物中最大的一宗,“川鹽濟楚”使得宜昌港的轉運貿易變得空前繁榮。

　　宜昌市檔案館珍藏的清末宜昌照片中,一只只販賣貨物的木船,密密麻麻地停靠在江邊。史料對宜昌的商貿繁榮也有著直觀的記載,江面上“帆檣如林,首尾相接,蔚為壯觀”,城外碼頭“日有千人搖櫓,夜有萬盞桅燈”。

　　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后,宜昌被辟為對外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列強辟租界地,設領事館,開洋行,建教堂,城區逐漸發展擴大。曾經人跡罕至的一片墳場,變成了繁華的解放路商業區,江面上鐵輪取代了木船,數不清的中國棉花、布匹遠銷海外,一時間形成萬商云集之勢。

　　19世紀末期,依水而建、因碼頭而繁榮的宜昌,從一“規模并不甚宏廓,商業亦不甚熾盛”的“荒寒之村市”,一躍成為長江航線上最重要的轉運商埠和湖北三大商業城市之一。

　　抗戰之前,這座城市已有73種商業、2032家商戶,形成南北約5公里、東西約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條的商埠區,成為在湖北僅次于武漢的第二大城市。

　　李敏昌認為,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優越和繁榮的商貿,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強,促成了英國人在宜昌開埠,而不是倒過來說西方列強在宜昌開埠促成了宜昌的興起。

　　因戰爭而衰落

　　宜昌市東山公園,也是這座城市的烈士陵園,園內的一個小山坡上,郁郁蔥蔥的綠樹圍著一座紅色亭子,上書“東山草堂”,亭內石碑上寫著“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公祭紀念碑”。

　　1938年10月開始,當盧作孚的輪船裝滿工業物資和人員到達重慶后,這些船又在重慶滿載出川奔赴前線抗日的兵員順江而下。

　　宜昌地處長江三峽西陵峽口,“上控巴蜀、下扼荊襄”,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武漢淪陷后,宜昌成為拱衛陪都重慶和大西南的最前哨。

　　1940年4月中旬,日軍調集15萬兵力,企圖將中國軍隊第五戰區主力圍殲于棗宜(棗陽、宜昌)地區。為了阻止日軍進犯,第五戰區確定分左中右3個集團軍,采取“分路挺進敵后襲擊日軍,主力向兩翼外線轉移,相機與日軍決戰”的方針,并調集6個集團軍,共21個軍56個師的兵力參加作戰。此次會戰,史稱“棗宜會戰”。

　　5月7日,第五戰區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率部東渡漢水,強攻日軍后方。激戰數天后,5月16日,張自忠在宜城長山山坡下,身中數彈,壯烈殉國,成為中國軍隊在抗戰中犧牲的最高將領。

　　張自忠將軍的遺體從戰場上被搶運回來,靈柩停在宜昌東山公園的東山草堂。公祭活動后,靈柩經過城區到達江邊再送往重慶,沿途送靈群眾多達十萬人,日機在空中盤旋,“送殯者綴隊以行,莊嚴沉毅,整肅無比,視敵機盤旋蔑如也。”

　　在今天的東山草堂旁,一排紀念碑廊上,鐫刻著社會各界人士題寫的挽詞——盡忠報國、為國捐軀、勛烈常昭……

　　1940年6月12日,宜昌淪陷,日軍在城中焚燒房屋五天五夜,從城市毀滅的程度講,“破壞之甚,為全國冠”。

　　據《宜昌市志》記載,1940年6月,宜昌淪陷區人口僅剩21400人。抗戰勝利后,城區人口僅存2000余人。此后,撤離大后方人員陸續遷回,到了1947年,城區人口為78000多人。

　　日軍的侵略,讓宜昌這個曾經的長江轉運貿易中心,走向了持續多年的衰落。

　　兩座大壩,兩次振興

　　進入6月份,三峽大壩景區,到了中午,氣溫迅速升至30多攝氏度。炙熱的空氣卻并沒有打消游人的興致。

　　擁擠的腳步拾級而上,到達景區最高點壇子嶺。伴隨著一陣陣快門聲,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成為眾多年輕女孩自拍的背景,也進入外國游客相機的鏡頭。

　　因葛洲壩和三峽大壩的興建,宜昌實現了兩次振興,步入大城市之列。如今,它又承擔了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長江中上游區域中心城市和世界水電旅游名城的歷史使命。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防的需要,中央決定實施三線建設,在西部省區的三線后方地區,開展大規模的工業、交通、國防基礎設施建設。

　　其中,西南的云、貴、川和西北的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湖南、湖北、河南等一二線地區的腹地俗稱為“小三線”。地處長江中上游的鄂西城市宜昌,成為湖北“小三線”建設的首選之地。

　　此后,一大批工業企業內遷至宜昌。與抗戰時的工業西遷不同,這次宜昌不再是中轉站,而是目的地。

　　落戶宜昌的三線建設單位,涉及電子、機械、化工、化學、航海、航天等行業的軍工企業和科研院所等,使宜昌地區成為當時我國重要的戰略后方基地。

　　在李敏昌看來,新中國成立是宜昌走向新生的開端,三線建設讓宜昌從一個消費性城市逐步向工業城市轉化,“因為直到1964年,宜昌的工業還是由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等作坊式企業組成,三線建設給宜昌帶來了精良的技術和設備。”

　　1970年12月,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在宜昌動工,歷時18年工程建設完成。在宜昌的城市變遷史上,這個工程,被視作是宜昌的第一次振興。

　　宜昌市區面積和城區面積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4平方公里、2平方公里,擴展到1988年的330平方公里、28平方公里。這期間,大量工程建設者及其家屬遷入宜昌,城市人口從1949年的7萬多人,增加到1988年的42.95萬人。

　　宜昌從一座小城市,迅速發展成一個工業門類齊全的中等城市。葛洲壩水力發電廠推動著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電力產業成為宜昌工業的第一支柱產業,國民生產總值從1970年的0.57億元增長到1988年的17.1億元,年均增長20.8%。

　　1994年12月,中國人“夢想百余載”的三峽大壩正式開工,宜昌迎來發展史上的第二次振興。2009年,工程建成,開始全面發揮防洪、發電、航運、補水等綜合效益,“高峽出平湖”,從詩人的浪漫想象,變成了美麗的現實。

　　一組數據見證了三峽工程帶給宜昌的“華麗變身”:從三峽工程開工建設到近幾年,宜昌城區面積由30平方公里增長至160多平方公里,GDP由103億元躍升至3857億元,城市人口增加到410多萬人。宜昌從中等城市發展為大城市。

　　綠色發展的“新考題”

　　夜色漸深時,江邊人群散去,江面上一艘掛滿霓虹燈、滿載游客的小游輪,在轟轟前行的貨輪中,緩緩駛入港口。

　　這座追求宜居、宜旅、宜業的城市,正在努力地向外界展示它的發展活力和獨特魅力。2017年,有6618萬人次的游客來到宜昌,給它帶來713.46億元的旅游收入。一批科技產業園、專業化工業區正在加速建設,過去一年里,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先進裝備制造業的產值,已經占到宜昌工業總產值的40%。

　　然而在過去,宜昌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讓長江經歷了不可承受的“環境之痛”。

　　作為宜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見證者,李泉曾在當地擔任過化工廠的廠長。據他介紹,由于水資源豐富、長江運輸便利,加之化工產品附加值高、衍生品多、產業鏈長,對GDP的拉動效應相對明顯。自上世紀60年代末到90年代,宜昌大力發展化工產業,甚至到本世紀初還在加緊建設化工廠。

　　過去很多年,電力、化工、食品醫藥成為當地的三大支柱產業,占到工業總產值的一多半。“以前流行三個‘三分之一’的說法,湖北全省化工產值三分之一在宜昌,宜昌化工產值占到全市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化工企業在沿江。”李泉說。

　　化工產業給宜昌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造成了當地的環境污染。一些地方的污水排放,也給長江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隱患。

　　如何求解“化工圍江”的困局、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一度成為這座城市的“新考題”。

　　近些年,在中央提出的長江經濟帶戰略下,宜昌正在下大力度做好長江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工作,去年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推進沿江134家化工企業“關、轉、搬”,首批依法關停企業25家,并出臺化工產業專項整治意見和三年行動方案,規劃建設宜都、枝江專業化工園區,沿江“一公里保護紅線”正在形成。

　　在湖北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規劃方案中,以武漢為中心,襄陽和宜昌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成為湖北的“兩翼”。宜昌既要通過發展先進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節能環保、旅游業等產業做強做大,又要增強區域輻射和帶動能力,承擔起在鄂西南帶動“兩荊”、輻射恩施的歷史重任。

　　2018年的宜昌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致力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堅持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傳統產業升級和新經濟培育“雙措并舉”,讓新動能盡快成為主導力量。

　　這座城市在用實際行動交出一份“綠色發展”的答卷。

　　(稿件部分內容參考:李敏昌主編《宜昌城市社會變遷史》、莫玉著《盧作孚:民國一代船王》、張守廣和項錦熙主編《盧作孚全集》、徐凱希論文《近代宜昌轉運貿易的興衰》、黃石市檔案館館藏紀錄片《黃石的抗戰·西遷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