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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精準扶貧到了“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各地在脫貧攻堅的征途上,既不斷攻破各種“堡壘”,也須破解新難題:

　　一些農民通過搬遷住進了干凈美麗的新房,卻由于離開了原有的生產場所,再就業創業面臨較大挑戰,一時間竟成了“新貧困移民”；

　　在一些地方,扶貧還停留在給錢給物的階段,當年脫貧、次年返貧屢有發生,此種“輸血式”的產業扶貧雖然“熱鬧”,但持續發展動能不足；

　　還有一些地方存在貧困戶信息不精準、督查流于形式、扶貧干部“走讀”等問題……

　　在脫貧攻堅進入決戰階段之際,啃下深度貧困地區這個硬骨頭中的硬骨頭,循序漸進的常規“戰法”顯然已經不夠,亟待超常規的舉措。

　　不論是通過易地搬遷扶貧,還是發展產業和教育扶貧,或是實施生態補償和社會保障兜底,各地也都在根據自身困境使出渾身解數尋找應對之策。

　　只有破除“面子工程”“數據脫貧”等懶政怠政窠臼,把當前精準扶貧開發的各項政策落到實處,才能奪取扶貧開發攻堅戰的最終勝利。

　　貴州:“三超”并舉應對極貧

　　2016年下半年,貴州省在934個貧困鄉(鎮)選出了威寧自治縣石門鄉、晴隆縣三寶鄉等20個極貧鄉鎮作為“決戰點”,由20位省領導分別帶領一支隊伍,開展定點包干脫貧攻堅,并按貧困人口人均10萬元的標準投入。

　　一年多過去,筆者在貴州省畢節市多個極貧鄉看到,一個個基礎設施、產業扶貧項目建設熱火朝天,一棟棟易地搬遷住房、教學樓拔地而起,廣大干部群眾精神抖擻,地方經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在脫貧攻堅進入決戰階段之際,啃下深度貧困地區這個硬骨頭中的硬骨頭,循序漸進的常規“戰法”顯然不夠,必須采取超常規舉措,集中優勢兵力定點清除。在這個問題上,貴州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脫貧攻堅重在精準。把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精準地挑選出來是打贏深度貧困地區扶貧脫貧攻堅戰的關鍵。貴州以“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的“四看法”為基礎,根據地區貧困發生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貧困人口規模、發展環境,適當考慮區域平衡和示范帶動作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基本保證了選出來的這些極貧鄉鎮經得起群眾檢驗。

　　推而廣之,國家層面可挑選出一定數量的極貧縣,各個脫貧攻堅重點省份精準識別出一些極貧鄉鎮,市一級挑出一些極貧村,集中火力定點清除。這既有利于利用這最后兩三年時間逐漸補齊短板,也能有效規避當前貧困指標層層分解帶來的撒胡椒面、用力不準等問題,真正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扶持的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身上。

　　脫貧攻堅貴在落實。選準了深度貧困點,更需要有實實在在的行動。深度貧困地區多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往往是人口素質和文明程度較低,自然條件和經濟基礎薄弱,資金投入和項目建設欠賬較大的地區。

　　從貴州的探索看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超常規的人力財力政策投入。

　　超常規的人力投入,就是要黨政一把手負總責,領導干部沖鋒陷陣、掛帥出征,各級干部層層壓實責任,并動員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企業幫扶等各種力量,向深度貧困地區輸出人才、技術、管理、團隊和發展思路。要以基層黨建引領脫貧攻堅,選優配強基層力量,把鄉鎮班子配備好、把村級組織建設好、把駐村干部選派好。

　　超常規的財力投入,就是要堅決把資金、項目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用真金白銀的投入補齊這些地區多年來的發展短板。一方面要發揮政府投入的主體和主導作用,大幅增加深度貧困地區的財政資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大各方幫扶力度,特別是激活企業幫扶動力,形成社會大扶貧格局。

　　企業幫扶方面,可借鑒恒大集團對口幫扶貴州大方縣的做法,挑選一批有實力、能擔當的中央企業、民營企業對口幫扶深度貧困地區,以大企業為依托孵化一批市場主體、吸收引進一批社會企業、重點扶持一批特色產業,增強深度貧困地區造血能力。

　　超常規的政策支持,就是要針對深度貧困地區的實際,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大膽嘗試、改革突破。

　　如對于烏蒙山區畢節、昭通、涼山等人口過載的深度貧困地區,可探索實施跨區域生態移民搬遷,有序組織貧困家庭和富余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落戶,徹底解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問題。

　　脫貧攻堅是一場硬仗,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更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只有以“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決心,以超常規思維、超常規投入、超常規措施,大膽集中優勢兵力定點清除,才能戰勝深度貧困,讓這些地區及貧困群眾“絕地重生”,和全國人民一道昂首邁入全面小康社會。（記者 王賢）

　　云南:重點幫扶“新貧困移民”

　　“不是不想搬,是搬不出去,怕搬出去呆不住。”云南省元陽縣貧困戶楊小章如此總結自己家的脫貧困境。

　　作為難離故土的貧困戶,楊家的窘境是當地眾多困難家庭現狀的一個縮影。

　　記者采訪了解到,楊小章所在的村莊幾乎全村貧困,當地政府制定的脫貧之策是整村搬遷至鄉鎮集市,但目前該村還剩約一半貧困戶沒有實現搬遷,主要原因是村民拿不出啟動資金,也不愿承擔銀行貸款債務,更害怕搬遷后無法適應新生活。

　　從楊家的搬遷之困看一些地方實施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可以發現,挪窮窩不易,貧困戶即使搬得出,并不一定能穩得住,搬遷后的長遠發展難題亟待破解。

　　在脫貧攻堅的征途上,不乏這樣的難題:很多農民通過搬遷住進了干凈美麗的新房,卻由于離開了原有的生產場所,再就業創業面臨較大挑戰,生活不方便,一時間竟成了“新貧困移民”。

　　正如楊小章所說,他想要讓老母親看得起病、孩子讀得起書,卻害怕因搬遷而背負難以承受的債務,還要重新尋找謀生路子,一家老小的生活沒著落。

　　凡此種種,給我們以警示,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不能“一搬了之”,不能簡單地搞“大集中、胡亂堆”,切不可讓貧困戶“才搬窮窩,又陷窘境”。

　　在某些“一方山水養不活一方人”的地區,如果難以通過發展產業、改善交通等方式實現脫貧,那么搬遷顯然是成本低、見效快的脫貧出路。

　　然而,脫貧攻堅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實事求是、下繡花功夫。也就是要瞄準貧困群眾最需、最急、最難的問題,制定精準扶持措施,確保扶貧見實效。

　　楊小章的顧慮具有一定代表性,易地搬遷群眾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由此可見一斑。就楊小章和那些同樣面臨生存困境的家庭而言,搬遷并不意味著徹底脫貧,即便搬出大山,因病、因災、因學等返貧因素仍然存在。畢竟,貧困家庭需要的不只是一間房子,而是安居樂業的踏實感,需要既能適應當下,又能維持長遠的生計。

　　窮則思變。人類具有改善自身處境的主觀能動性。

　　要改變貧困戶的生存狀況,固然要點燃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激發起他們走出窮窩窩的勇氣和意愿。

　　然而,這只是易地扶貧的第一步。

　　須知,沒有一勞永逸的扶貧之策,搬遷不是終點,致富才是目標。發揮好易地扶貧搬遷的優勢,關鍵要在“可持續發展”方面下功夫。

　　為此,相關部門需做好長遠規劃,既要妥善解決好貧困村民的安置和就業,也要做好搬遷后的管理和開發,尤其要控制好新舊生存環境切換、過渡之際眾多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在建設好硬件的同時,下大力氣打造好軟環境,讓搬遷人員無后顧之憂。

　　還要意識到,“扶貧先扶智”,對初來乍到的搬遷戶,要在穩定情緒、更新觀念上下功夫。必須承認,物理上的搬遷可以短期內實現,意識觀念上的融入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在理念灌輸、價值重塑等深層次綿綿用力,讓搬遷人員從內心深處適應新環境、擁抱新生活。

　　全面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不論是通過易地搬遷扶貧,還是發展產業和教育扶貧,或是實施生態補償和社會保障兜底,只有破除“面子工程”“數據脫貧”等懶政怠政窠臼,把當前精準扶貧開發的各項政策落到實處,才能奪取扶貧開發攻堅戰的最終勝利。（記者 字強）

　　亳州:繪制全覆蓋“扶貧地圖”

　　眼下精準扶貧到了“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各地或多或少還存在貧困戶信息不精準、督查流于形式、扶貧干部“走讀”等問題。

　　地處安徽北部的亳州市,依托大數據,搭建脫貧攻堅信息服務平臺,對所有貧困戶精準定位,形成一張覆蓋全市的“扶貧地圖”。當地推出手機客戶端“亳州扶貧”,通過互聯網,把扶貧中的阻點、難點“一鍵公開”,既有利于推進扶貧工作,也便于監督扶貧過程中出現的形式主義等問題。

　　“高杰元,男,49歲,亳州市蒙城縣立倉鎮大李集村村民,家里3口人,因病致貧。”王林兵是亳州市蒙城縣立倉鎮大李集村黨總支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長,在他的手機里,“亳州扶貧”是經常打開的客戶端,“很方便,想知道哪個貧困戶的情況,輸入姓名搜索一下,貧困戶的基本情況一目了然,如果他家里有什么新變化,還可以隨時更新。”

　　目前亳州市仍有貧困人口23萬多,扶貧任務較重。在亳州繪制的這張覆蓋全市的“扶貧地圖”中,以每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為基本單元,形成基本信息、家庭成員、生產生活條件、收入情況、幫扶責任人、收入測算、幫扶措施、工作記載等完整的數據鏈。“扶貧地圖”不光是了解貧困戶信息,對于到基層幫扶的扶貧干部來說,它還是“打卡器”——保證有效出勤,防止“走讀”。

　　王林兵是市里的公務員,被安排到離家100多公里的大李集村駐村幫扶。“每天要進行2次手機簽到,必須在村部周邊5公里范圍內才能簽到成功,吃住在村,‘走讀’是不可能了。”王林兵說,管理除了嚴格,也很人性化,要離村外出,也只需通過手機提交離村報告,由相關部門進行審批。在王林兵的手機里,近期的簽到記錄、扶貧工作日志一目了然,可以隨時查閱。

　　精準定位的“扶貧地圖”還解決了扶貧督查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問題。亳州市扶貧局局長陳昭敏說,以前市里去縣里、縣里去鎮里督查檢查,經常是去提前確定好的貧困戶家里。現在不一樣了,上級來督查,車開到什么地方,打開“扶貧地圖”,就能看到周邊有哪幾戶貧困戶、家里什么情況、電話號碼多少,還自帶導航,隨機點幾戶就去看了,甚至不用基層同志帶路。

　　從實踐來看,隨機抽樣解決了扶貧督查檢查“如何選點、咋定路線、督查什么”的問題,解決了扶貧督查中流于形式、不精不準的問題,實現扶貧督查不打招呼、不定路線、無須陪同、一督到底。

　　在“亳州扶貧”的措施落實模塊,還以錄音、圖片、視頻等新媒體形式,實時記錄幫扶措施落實情況,實現幫扶措施有據可查。在平臺系統中可以看到貧困戶養羊、養雞、種白芍、種牡丹的圖片,可以看到貧困戶危房改造前后的視頻,還可以看到各類補助資金發放的數據。

　　基層干部認為,將措施落實情況以視頻、圖片和數據形式呈現出來,不僅能及時掌握幫扶措施落實情況,還可以廣泛接受監督,拉近干部與貧困戶的距離,也增強扶貧工作的公信力。

　　陳昭敏介紹,客戶端分為內部版和公共版。內部版因為涉及貧困戶的詳細信息,只有管理部門和扶貧干部才能登錄使用,公共版則是面向大眾的,“群眾通過這個手機客戶端可以對扶貧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或者申請對貧困戶進行幫扶”。（記者 陳尚營）

　　吉林:產業扶貧變“輸血”為“造血”

　　發幾只羊、給幾頭豬、送百十只雞……在一些地方,扶貧還停留在給錢給物的階段,貧困農民養好了就賣錢“脫貧”,養不好就再想辦法,當年脫貧、次年返貧屢有發生。在“小生產”和“大市場”矛盾仍然突出,“一家一戶”小農經營風險較大的背景下,此種“輸血式”的產業扶貧雖然“熱鬧”,但持續發展動能不足。

　　吉林省洮南市位于國家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的大興安嶺南麓片區,貧困人口多、貧困面廣、貧困程度重。不久前,筆者在洮南調研發現,當地創新產業扶貧,以組建產業化專業畜牧企業整合扶貧財、物,將重度貧困戶納入現代農業產業鏈條中的探索值得思考。

　　洮南根據貧困程度、脫貧難度,通過公開評議將貧困戶分為一、二、三星,三星重度貧困戶占總貧困戶的10%以上。重度貧困戶的普遍特點是因病、因殘等喪失勞動能力,發展棚膜經濟等一般的產業扶貧并不適用。

　　洮南將用于重度貧困戶的產業扶貧資金整合,組建圓夢牧業扶貧發展有限公司,打造為年育肥6萬只羊、屠宰50萬只羊的大型肉羊產銷一體化企業,每名重度貧困戶成為股東,享受分紅。在保障貧困戶權益上,洮南以鄉鎮為單位,成立18個席位的董事會和監事會,代表百姓對企業生產經營實施監管。

　　產業扶貧的出發點是變扶貧從“輸血”到“造血”,而實踐也證明,沒有產業帶動,難以徹底脫貧；缺少產業支撐,難以持續脫貧。現代農業的產業化是龍頭組織將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有效組織起來,圍繞主導優勢產業實現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優勢是形成各環節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農民抗擊市場風險能力增加,收益合理、穩定。

　　但一些地方,產業脫貧變成一種“表面文章”,一個鄉鎮、一個村發展出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產業扶貧項目,雞鴨鵝、豬牛羊樣樣都要打造,一個項目不行就換另一個。產業扶貧“小散亂”和“看不準”的背后凸顯的是缺乏產業化理念,沒有做好“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準備。

　　產業扶貧如何走“深”。應該看到的是,從“公司+貧困戶”到“公司+合作社+貧困戶”,我國很多地方利用當地優勢產業,探索出不同模式的產業扶貧路徑,很多農村貧困群眾實現脫貧。

　　但在實踐中,不同程度凸顯出“原字號”“初字號”產品多,附加值低,這背后是觀念中更多考慮的是種植、養殖等初始環節,對配套的加工、儲運、銷售等環節缺少規劃,導致難以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業鏈。放在精準扶貧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坐標”下看,更需要思考如何把產業扶貧中的產業做深、做強,為脫貧攻堅持續釋放動能。

　　洮南的探索正在于以現代農業產業化理念將重度貧困戶組織起來,集中力量打造一個當地有比較優勢的牧業企業,并從養殖到加大統籌布局產業鏈,實現一方面扶貧效果可預期,最大化重度貧困群眾的收益；一方面各類扶貧資金安全可控,為持續脫貧提供支撐。

　　產業扶貧的關鍵在樹立起現代農業產業化理念,將農村貧困群眾帶入到產業體系中。筆者相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對如何增加有效供給的思考將加速推動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也必將讓產業扶貧走得更“準”、更“深”。（記者 郭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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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