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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俄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深度參與，亞信會議將成為更具號召力的安全對話平臺，可在國際反恐協同、危機管控、國際搜救合作、核不擴散協同等領域突破。

　　5月20日至21日，第四屆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峰會(亞信峰會)在上海舉行。作為主辦方，中國迎來了“主場外交”拓展邊界的時機；作為運行了22年的多邊安全論壇，亞信會議也從發(fā)芽期迎來了全面發(fā)展的時機。對于中國和區(qū)域內所有成員來說，這都是不容錯過的機會。

　　亞信會議有其獨特價值：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亞信會議的成員國和觀察員國，幾乎覆蓋了所有熱點地區(qū)。在亞信會議的版圖內，有機制化的經濟一體化平臺，有快速發(fā)展的自由貿易區(qū)，但一直缺乏一個高水平的安全對話機制。最多元的地緣政治訴求和最復雜的安全博弈，在雙邊安保機制等碎片化安全機制的分割下，變得更加不可協調。這已然成為亞信會議版圖內最大的風險因素之一。

　　這同樣也是中國面臨的風險因素。現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傳統的、非傳統的安全挑戰(zhàn)，在內外兩個層面都對中國保持和平發(fā)展的環(huán)境構成了一定級別的風險。從保持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的角度講，中國需要有效應對這些挑戰(zhàn)；從履行國際義務的角度講，中國有權利也有義務參與國際新安全價值觀的建設，豐富安全價值觀的內涵，為國際安全秩序注入“中國基因”。

　　亞信會議本身就是優(yōu)化當下區(qū)域內零碎的安全機制，構建基本的安全互信，盡可能避免高烈度對抗的現實平臺，關鍵是如何利用好這一平臺，使其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這既是所有成員的課題，也是中國作為現任主席國的課題。

　　目前看，讓亞信會議發(fā)揮更大作用的條件正在成熟。一方面，隨著中、俄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深度參與，亞信會議將告別過去“小馬拉大車”的階段，成為更具號召力的安全對話平臺；另一方面，亞信會議更加“實心化”的路徑也正趨清晰。

　　在安全利益不可能完全協調的情況下，亞信會議可以在容易取得共識的領域率先突破。一是加強國際反恐協同。反恐雙重標準的存在，極大地損害了國際社會的安全互信水平。建立清晰統一的反恐標準，有利于提升亞信會議成員之間的安全互信。二是加強危機管控。亞信會議成員之間的安全問題，既包括一些國家間的領土糾紛，也包括如何平衡大國關系問題。危機管控機制是否有效，其實涉及建立解決領土紛爭的適當程序和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兩大層面，因此尤為重要。三是強化國際搜救合作。馬航MH370事件，已經顯示出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四是加強核不擴散協同。

　　安全互信，就是先易后難，積少信為多信的過程。如果上述容易取得共識的領域取得了進展，則亞洲“新安全共識”就有了可依托的底線。擴大中國的國際安全空間，也將有更廣闊的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