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流調員在采集鼻咽拭子標本后整理裝箱

　　有一群人，不是警察，可總是問東問西，追尋蛛絲馬跡；不是醫(yī)生，又常與流行病打交道；不是保姆，卻經常“婆婆媽媽”，事無巨細地考慮事情……他們是被稱為醫(yī)界“福爾摩斯”的流行病學調查員（下稱流調員）。

　　行動軌跡背后的“福爾摩斯”

　　“病例：女，X歲，暫住某處，有確診病例密切接觸史。X月X日至X月X日居住于某處，這期間與某某共同居住；X月X日X時X分從X站上車乘坐X路公交車自X站下車（期間佩戴口罩）……”幾百字的確診病例行動軌跡，看似簡單，每一個時間點、地點等細節(jié)的背后都是流調員的辛苦付出。

　　在湖北黃石，15人組成的江蘇援黃石公共衛(wèi)生隊，協(xié)助當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流調、消殺、檢驗等工作。“五劍客”是其中一個機動小分隊，追蹤新發(fā)病例與聚集性疫情。他們是一群來自江蘇省疾控中心的80后，分別是陳勇、王福如、吳曉松、田野和胡冉。

　　進入隔離點、發(fā)熱門診、確診病例居所，仔細調查確診病例涉及的每一個密切接觸者、每一條線索、每一個地點，對居住環(huán)境、就診經歷、日常生活、行動軌跡等盤根問底……這是他們的日常工作。

　　“從事流調工作需具備臨床醫(yī)學、流行病學等方面的基礎知識，同時思維要靈活，因為經常需要根據已有線索進行推測和判斷。”陳勇說，流調有點像警察破案。不同的是，警察是尋找罪犯的蹤影，流調員是查找傳染源的蛛絲馬跡，調查每一個確診病例背后的“接觸網”。

　　陳勇還記得，一名曾接受流調的居民起初表示，自己從未接觸過任何確診患者。當流調員“不經意地”詢問他平時住哪間房，家人住哪，怎么吃飯等問題后，基本判斷其已進行自我隔離。“有時看似不經意的閑聊，就能得到關鍵信息。”

　　靈魂三問：從哪來？到哪去？接觸過哪些人？

　　“是去的二姑家還是三嬸家喝喜酒？坐的圓桌還是方桌？每個人坐的位置還記得嗎？誰負責做菜？誰來端菜？中途誰離席了？去了哪里……”陳勇為半月談記者還原了一次流調，并將其概括為“靈魂拷問”：你從哪來？到哪兒去？接觸過哪些人？

　　流調員盡量縮小確診病例上下車的時間段，以告知同時段乘坐同線路的市民注意自我監(jiān)測和防護。“將他們的軌跡細致鎖定到每一分鐘都不為過。”陳勇說，一句“某人（確診病例）于某日幾點乘坐多少路公交車”可能是流調員詢問很久的結果。

　　根據確診病例的行動軌跡復雜度、配合度和記憶清晰度等，流調時間或長或短。即便是可較快完成的流調也要花上兩三個小時。“很多時候你需要不停追問，在絕大多數人覺得不太重要的事情里，很有可能包含非常重要的信息。”陳勇說。

　　完成確診病例個人的詢問后，流調員需根據其提供的線索前往各場所進行一一排查，有了新線索還要再去確認。軌跡較為復雜的確診病例，“五劍客”會分組去往不同地方進行流調，各組完成后匯總情況進行交叉質證，驗證調查對象提供的線索是否正確。

　　婆婆媽媽？不，是仔仔細細

　　流調時要事無巨細，往往居民的一個行動要被流調員“拆分”成好幾個部分進行細節(jié)確認，看上去似乎有些婆婆媽媽。“什么事情都要想到，感覺自己像個保姆。”陳勇說。

　　陳勇笑稱，自己平時是話不多的人，在黃石的47天里說了工作以來最多的話。“但流調就是要做很細致的調查，包括追蹤傳染源、排查密切接觸者等，這直接影響疫情的走向。”

　　“醫(yī)療救治是去存量，疾病預防控制是為了從源頭上控制增量。只有防控做好了，才能減輕下游病例救治的壓力。”王福如說，怎么去發(fā)現(xiàn)增量就要靠流調。

　　隨著黃石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減少，“五劍客”工作也從追蹤確診病例傳染源、排查密切接觸者轉入復工復產防控中。

　　剛到黃石的那段時間，陳勇和同事們每天早上七八點出發(fā)，晚上十一二點回來后還要做當天的匯總分析，只能睡四五個小時。中午在外來不及的時候就吃點巧克力等墊墊肚子。陳勇說：“很累，但心里很踏實。因為我們跑得越多，疫情的隱患就可能被發(fā)現(xiàn)得越快。”（記者 邱冰清）

【糾錯】

責任編輯： 周楚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