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脫貧攻堅一線干部見聞

　　“無比艱巨，無比光榮。一生中從未有過如此刻骨銘心的經歷。”貴州赤水市委書記況順航說出的這句話，代表了許許多多日夜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上的干部的心聲。

　　當前，脫貧攻堅已經進入攻堅拔寨的沖刺期。一個多月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貴州、陜西、青海等10個脫貧攻堅重點省區市調研了解到，廣大扶貧干部攻堅克難，帶領群眾蓋房子、闖路子、收票子，脫貧成效顯著。在這一過程中，干部作風沉下來了，干群關系更密切了。不僅群眾脫了貧，干部思想能力也脫了“貧”。

　　同時，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也對一線扶貧干部的履職盡責能力和隊伍建設提出了新的考驗。

　　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黃茂營鄉南窯村駐村第一書記呂遠成（右一）在與村民交流 彭源攝/ 本刊

　　干部好作風回來了，壓力也很大

　　“實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種子了，這事耽誤不起啊。好在6噸種子今天都解決了。”約定采訪時間幾經改變，《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終于見到了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李家鄉山莊村第一書記閻三財。

　　然而，剛進行不久的采訪又被一個電話打斷：山莊村對口幫扶單位幫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趕回去給村民分發化肥。“本想今天還能回家住一晚……”閻三財苦笑著說，“這幾年最苦惱的事，就是很少有時間陪孩子，顧不上家里的事。”

　　在《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歷時一個多月的走訪調研中，類似的場景并不鮮見。

　　扶貧干部郭飛長期下鄉，經常三四個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們扶貧辦有那么忙嗎，光往別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調任后，我給他打電話他常常不接，有時打回來匆匆說兩聲就掛斷，經常晚上十點多還沒回來，家里重擔全部壓到媽媽身上。”這是陜西省旬邑縣扶貧辦主任燕志敏的兒子對父親的印象。

　　扶貧干部張飛匯總編寫的扶貧材料堆起來有一人高，忙起來也是有家難回。

　　在扶貧一線調研，本刊記者感受到了干部們的“苦”，不光是苦于工作忙碌、苦于任務艱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顧工作和家庭，對家人心懷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鎮黨委書記趙明輝的妻子遭遇車禍去世，兒子6月份參加高考。面對家里這么大的變故，趙明輝匆匆處理完妻子后事后，沒有請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緊張的扶貧工作中。

　　“脫貧攻堅是硬任務，基層干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堅持下去。”李家山鎮鎮長杜軍說。

　　為了幫助貧困戶盡快脫貧，從中央到省、市、縣、鄉鎮各部門選派大量優秀干部到貧困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成立工作隊。工作隊隊員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村民都說“黨的好作風又回來了”。

　　在陜西省旬邑縣馬欄鎮前義陽村，一間不足8平方米的村廣播室內局促地擺著兩張床。這里是扶貧干部黃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頭擺著工作日志、貧困戶信息等資料和一些治療感冒、高血壓的藥，還有一個裝著日常換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黃哲在村里的全部家當。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起來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時才能洗上一次澡。

　　黃哲是咸陽師范學院后勤處主任，現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這里的群眾為革命作了很大的貢獻，對黨的感情很深。我們必須傳承先輩精神，讓鄉親們過上好日子。”黃哲說。

　　“過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葉子，浮在水面上。”95歲的原關中分區老紅軍楊宏疇說，“現在他們訪貧問苦，家家戶戶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關心，這才像我們黨的干部。”

　　越來越多的扶貧干部將駐村從要求變為自覺。“現在駐村駐出親戚了。扶貧干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亂叫。”貴州省安順市普定縣水井村第一書記王澤勇說。

　　貴州石阡縣委書記皮貴懷說，縣里要求駐村干部必須吃住在貧困戶家，交伙食費和住宿費。“扶貧干部要把貧困群眾當自己的親人一樣來幫扶。”

　　墻上貼著脫貧攻堅作戰圖；有些女同志背著年幼的孩子加班加點；有些扶貧干部通宵達旦地工作……《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走訪調研中發現，大多數扶貧干部具有極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跟當地群眾一道苦一道干，沖刺脫貧攻堅戰。

　　“我參加工作27年來，除了3天婚假外，再沒休過假。”青海湟中縣委書記李曉舸說，很多鄉鎮干部和貧困戶待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過陪伴家人的時間。

　　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犧牲在崗位上的扶貧一線干部已經有100多人，更多干部輕傷不下火線。四川屏山縣碾米村黨支部書記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堅持在一線組織聚居點建設，只為了讓貧困戶盡早搬進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海拔高、溝壑深，目前還有13.44萬貧困人口。“條件異常艱苦，對人是極大的挑戰。”在威寧掛職副書記的貴州省委辦公廳綜合處處長謝斌說，“為了群眾脫貧，我們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吉林省磐石市煙筒山鎮大黑山村駐村第一書記闞閱（右）在了解大黑山村肉牛飼養情況 張楠攝/ 本刊

　　忘了時間，曾半夜跑去敲門做工作

　　貧困是塊“硬骨頭”，“啃下來”要有干勁、有韌勁。“扶貧一線干部辛苦指數非常高，像一根繃得很緊的彈簧。”況順航這樣形容基層干部的工作常態。他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細節，市里一名扶貧干部因為工作太忙，忘了時間，曾半夜兩三點跑去敲貧困戶的門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證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證”成為了受訪基層扶貧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為了迎接脫貧摘帽考核，白天暗訪，晚上開會，像高考一樣天天做卷子，模擬第三方評估。”貴州省一位基層區委書記說，“就連做夢都在做扶貧工作。”

　　啃下貧困“硬骨頭”，還要有辦法。在全國扶貧一線，《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發現，不僅要“輸血”，更要“造血”，已經成為干部的共識。

　　在旬邑縣長舌頭村，村民原來主要種植玉米、小麥，僅夠自己吃和喂養牲畜。近年來，村子在陜西中醫藥大學幫扶下積極發展中藥種植產業。本刊記者在村頭田地里看到了大量的連翹苗。“去年第一年采，一畝地凈賺2000元左右。”村支部書記呂存興說，“今年種了1500多畝，貧困戶今年有望全部脫貧。”

　　陜西駐村干部袁亞寧盤活村里廢棄的裝飾花廠，優先招錄貧困戶，每人每月工資近2000元。裝飾花還可以外包，讓貧困戶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脫貧沒問題。”雙腿殘疾的左進軍，父母70多歲，女兒讀初中，現在他靠做裝飾花一個月能賺1800多元，“以前別人養活我，現在我能養活家里人。”左進軍說。

　　在貴州省臺江縣臺盤鄉陽芳村，扶貧干部通過招商引資發展鄉村農業旅游。在一些農家樂莊園里，本刊記者看到西紅柿、小南瓜已經掛果，長勢喜人。臺盤鄉黨委書記王志清充滿信心地說，“通過務工、分紅收入等方式，農業旅游將讓所有貧困戶受惠，將來還會有更大收益。”

　　56歲的達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區米林縣薩玉村，20多歲時發現患有神經纖維瘤，因病致貧，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籬笆和石頭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幫扶下，達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還開起了小賣店，加上打理8畝種植著青稞和小麥的田地，已經實現人均年收入超過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鐵東區在每個村建立光伏發電站，聯網發電每年帶來固定收入30萬元左右，作為為貧困戶兜底和村級扶貧基金的積累。同時，鐵東區謀劃發展采摘農業和鄉村旅游，為脫貧后群眾生活作長遠打算。

　　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區地少物薄，是國家級貧困縣。“區里建起了滑雪場，部分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到雪場上班，月工資在3000元以上。”區委書記王彪說，崇禮區建立利益聯結機制，將集體資源和扶貧基金入股分紅，幫助貧困戶獲得穩定、可持續收入。

　　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大灣鎮海嘎村駐村第一書記楊波（前左二）向海嘎村彝族村民宣講十九大精神 劉續攝/ 本刊

　　干部能力“脫了貧”，也有個別人力不從心

　　在脫貧攻堅戰中，全國各地、各層級部門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層、深入到一線，開展群眾工作。

　　“脫貧攻堅使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困難群眾生活質量得到了提升，也鍛煉培養了一批干部。”況順航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這個過程很艱難，也很充實。”

　　“有些年輕干部沒有基層工作經歷，不會說群眾話，不會做群眾工作。在脫貧攻堅一線摸爬滾打一圈后，說話‘土’了，感情‘真’了，處理基層復雜問題的能力明顯提高了。”福建安溪縣委組織部部長史思泉說。

　　“脫貧攻堅不僅是脫群眾的貧，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貧、能力上的貧脫了。”中組部在貴州臺江縣掛職縣委副書記的趙凱明說。

　　脫貧攻堅給貧困地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扶貧干部以身作則的帶動下，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形成廣大干部群眾同心勠力脫貧攻堅的良好勢頭。

　　底廟鎮東牛村駐村第一書記王超駐村期滿后，村民集體聯名書寫“請愿書”，挽留他繼續駐村。本刊記者跟隨他到貧困戶家走訪，家家戶戶都熱情地倒茶相迎。“王書記好著呢，和我們跟一家人似的。”貧困戶萬亞峰說。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會被群眾戳脊梁骨，現在大家都會招呼喝水小坐。”貴州福泉市仙橋鄉黨委書記楊時江說，“干部的宗旨意識在回歸，群眾認可度提高了，干部的榮譽感也回來了。”

　　不過，《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一個多月的一線調研中也發現，一方面，扶貧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脫貧攻堅一線得到了錘煉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長期處于高強度、重壓力的工作狀態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現了力不從心或被動應付的問題。一線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也對干部履職盡責提出了新考驗。

　　例如，在調研中記者發現，形式主義有抬頭趨勢。面對繁重的考核壓力，一些基層干部出現了消極應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過場而不重視實際效果的問題；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層，不愿擔責任，個別的甚至“寧愿不進步也不下基層”。

　　“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當前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將扶貧工作任務層層分解下壓，鄉鎮一級政府承擔的責任大，基層普遍存在“過勞工作”情況。

　　福建一位街道黨工委書記說，每名干部往往承擔著上級多個職能部門的多項工作任務，同一時段收到多個工作指示，難免出現工作完成質量不高的情況。

　　“資源往上走，任務往下走，這也導致一些基層干部工作主觀能動性不足。”青海一位縣委書記這樣說。

　　陜西省富縣張村驛鎮榆樹村駐村第一書記張文妮（右一）在村民的承包地里查看蘋果樹長勢 邵瑞攝/ 本刊

　　嚴管與厚愛并重，為扶貧干部鼓勁

　　基層扶貧干部也有煩惱，“有些時候基層工作是1:9，一個人在干，九個人在安排；一個人在做，九個人在督查。”貴州一位基層街道黨工委書記這樣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訴說。

　　“名目繁多的脫貧考核指標，讓扶貧一線干部倍感壓力。”貴州一位地市領導說，鄉鎮干部還要承擔環保、維穩、安全生產等幾十項“一票否決”工作事項，在一定程度上難免會存在想作為卻怕擔責的矛盾心理。

　　在貴州省，本刊記者了解到，一位干部到鄉鎮工作只有8個月時間，已經被有關部門問責了3次；一個鄉鎮9個干部，則被問責了7人。

　　問責讓干部守規矩，干凈干事，但不恰當的問責也會帶來不敢擔當、不愿擔當的問題。“在本身工作任務繁重、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上級部門再簡單地以‘問責處分’推動工作，基層干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層干部直言。

　　扶貧工作會議多、督導檢查多，也讓一線干部疲于應付。一位在基層掛職的干部說，在基層，“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會議代替工作”問題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層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層干部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作為鎮黨委書記，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撥督導、檢查。

　　此外，部分基層扶貧干部認為，當前考核體系過于重視過程記錄，尚缺少對群眾是否真正脫貧的考量，有待進一步科學化完善。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基層干部和專家建議，一線扶貧干部的精神狀態和隊伍建設，直接關系脫貧攻堅的質量和進度。應通過改進和減少重復考核、完善督查機制、落實輪休和帶薪休假制度等措施，嚴管與厚愛并重，為扶貧一線干部減負釋壓、加油鼓勁。（記者丨王麗 沈汝發 駱曉飛 叢峰 張軍 李鈞德 姚湜 沈洋 岳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