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勞動

　　無用的勞動,有時很有用。扶貧要想不扶懶,有時需要借助一些“無用的勞動”。

　　第一次聽到“無用的勞動”這個提法,是和一位縣領導聊天。一天早餐,我們聊到貧困戶吃掉“扶貧羊”,等著明年繼續送羊的新聞報道。這位領導認為“扶貧羊”應該送,但送的方式需要改一改,要想辦法讓貧困戶覺得這只羊是勞動所得,不是白送的。

　　他講到有次組織大規模捐助,按照以往模式,縣鄉干部會把捐助物資送到貧困戶家里。但他覺得那樣不妥。于是改變方式,把物資拉到村口,組織貧困戶自己來搬運、分發。“不能白給,你哪怕幫著排個隊、維持下秩序也好,雖然看似無用,但讓貧困戶感覺自己付出了勞動,這是勞動所得。”

　　德國醫生夏愛克曾經在云南的大山上扶貧,采訪過程中我曾聽到一些他扶貧的細節。他買了一批羊給貧困戶,并沒有在集市上直接把羊分給貧困戶,也沒有把羊送到村里,而是送到山腳下,讓貧困戶把羊牽回去。他說這是聽從了當地人的建議,讓貧困戶自己牽羊,是讓他們有付出勞動換取羊的意識。

　　我們所幫扶地區有個比較大的村子,村里殘疾和智障村民很多。地方上并沒有籠統地把這些人納入政策兜底人群,而是成立合作社,根據殘障村民特點設計不同的工作崗位。

　　有次我到村里調研,正遇見一個智力相當于十來歲孩子的成年人,用輪椅推著一個行動不能自理的老人在遛彎,那個場景讓人想起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帶我領略四季變換……

　　村干部說,不指望他們的勞動能產生多大效益,甚至很多人的勞動幾乎沒產生效益,但這些勞動本身,改變了很多東西。

　　“無用”的人,變成了“有用”的人；習慣了“等靠要”的一群人,意識到自己可以通過勞動換取更多收入。這就是改變!

　　宋代有個著名典故:“以工代賑”。說的是宋仁宗時期,62歲的范仲淹在杭州任上遭遇大饑荒。面對數十萬災民,范仲淹想出一個超越時代的解決方案:刺激消費,發展基建。時人不理解范仲淹的做法,旱災如此嚴重,怎么還要搞娛樂項目,還要大興土木?但很快,災民發現社會上出現大量用工崗位,據說每天有幾萬災民就業,動蕩沒了,災情也緩解了。在這場蔓延半個中國的大饑荒中,吳中地區沒有一個饑民餓死,創造了賑災史上一個不小的奇跡。

　　“無用的勞動”,或許就是“以工代賑”的活學活用。在無用的勞動背后,可以看出脫貧政策之外,積極作為和不作為的差距。

　　“難嘗”的甜蜜

　　山區貧困戶愛養蜂,房前屋后養上兩桶,成本不高,收益不錯。于是很多貧困村因勢利導,想把養蜂做成集體產業。但集體養蜂不比個體養蜂,風險很大。蜂王比較挑剔,一旦照顧不周就會選擇詩和遠方,一去不回頭。

　　和其他地區的幫扶干部交流,聽到一個故事:有個村子試著養蜂,買了50箱,養了一年之后只剩兩箱——其余48箱蜂都逃跑了。有意思的是,逃跑的蜂總要有個落腳點,后來聽說隔壁鄉鎮有個貧困戶,在山坡上扔了幾個空盒子,一年時間居然收了兩箱野蜂。

　　家蜂變野蜂,野蜂變家蜂。其中奧妙,耐人尋味。

　　和一同掛職的農科專家交流養蜂技巧,他調侃說,養蜂是“520”產業,是甜蜜的事業,要想養成蜂,必須要有愛。你不愛它們,蜂王就會跑。他總結出養蜂失敗的四點原因:一是時機不對,二是場地選擇不當,三是養蜂人員報酬低責任心不強,四是缺技術。

　　四點歸結為一點,是人的問題,包括人才和人心。新華社去年派到貴州的駐村第一書記王驍,真正專長是攝像,但他到貧困村掛職后,為推進養蜂產業,自己跑去縣城學習養蜂技術——一個扛攝像機的去扛蜂箱,在當地傳為美談。

　　去貧困村調研次數多了,我慢慢發現,所有把養蜂產業做好的,都有一個共同點:找到了正確的人。

　　有次我到一個鄉鎮調研,彎彎繞繞爬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山坡上、樹蔭下擺滿了蜂箱,星羅棋布。鄉鎮干部介紹,這是一個村級合作社的產業,養蜂不只賣蜂蜜,一箱蜂每年還可以產出五箱蜂。去年這個合作社有30萬元收入,下一年計劃收入80萬元。

　　說話間,村里的監委會主任從工作間出來,穿著防護服,從頭到腳就像是一個技術員。如果沒人介紹,外人絕對看不出他是村干部。后來了解發現,這個村能把養蜂產業做大,靠的就是兩個字:用心。支部書記、村主任、監委會主任齊心養蜂,尤其是監委會主任,天天泡在基地,既懂技術,又肯投入精力,于是基地越做越大,逐漸成為全縣蜂源地之一。

　　但選人是個難題。有次我和王驍上山,動員貧困戶為集體養蜂。之前王驍跟貧困戶交流過,本來他已經同意養蜂,但真到要落實的時候,他又放棄了。一是害怕承擔風險,二是對技術沒有信心。這種現象很普遍,貧困村發展產業,只要出現失敗的案例,其他村子就會心存顧慮。

　　像上邊提到的村子,三個村干部親自上陣養蜂,更多是無奈為之。雖然帶動效果很好,但從中可以體會產業脫貧之難。

【糾錯】

責任編輯： 劉瓊